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初探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同构的一元化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全能主义”的政府职能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壮大，使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二元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必将影响和制约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市民社会的发展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由非营利组织构筑的市民社会作为社会的第三板块逐步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它通过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替代、公共政策咨询、公共权力监督等方面对我国的政治社会产生直接影响;而政治社会的再造,政府职能的转移和瘦身,政事、政社分开,NPO主体地位的恢复、法律的健全,则为NPO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生态环境。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国家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有关思想的批判吸收,详细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正确关系及其基本观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思想,不仅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建立良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基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宪政理论历经消极宪政到积极宪政的发展,再到其他宪政理念的兴起,实际上都是在寻求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回应.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宪政框架下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再思考

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论固然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关系,有其虚妄之处,但该理论也有卓异于那个时代的深刻之处,只是大多数学者囿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只重视对黑格尔虚妄性的批判,而忽视了黑格尔的深刻之处.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汲取了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精华,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也有它自身的逻辑和深刻性.我们要在深入了解马克思是如何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客观理性地对待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     

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论及演变进行简略考察，指出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内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而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其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状况，需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整。“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是我国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目标模式，并就两者的互动关系及机制进行积极探讨。     

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论及演变进行简略考察，指出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内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而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其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状况。需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整。“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是我国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目标模式，并就两者的互动关系及机制进行积极探讨。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地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有过深入的研究。从西方思想家对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法律发展理论的历史延传关系来看，对国家最为推崇的是黑格尔，他同时第一个在近现代意义上予以市民社会概念以丰富的内容，并从它与个人、国家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从而奠定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石。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和法律观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直接影响。     

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有过深入的研究。从西方思想家对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法律发展理论的历史延传关系来看，对国家最为推崇的是黑格尔，他同时第一个在近现代意义上予以市民社会概念以丰富的内容，并从它与个人、国家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从而奠定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石。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对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和法律观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直接影响。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当代西方的理论视角

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作为对这一新变化的回应,西方理论界建构了三条理论路向。未来国家理论承认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试图重新定位未来国家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社会行为体的生长,意欲厘定全球公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变迁;全球治理理论则立足现实,力图打破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主张水平与网状管理模式,树立新型权威。     

企业化政府与公民社会互动治理

公共管理市场化改革意义在于:树立有效政府的新理念,用企业精神改革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下放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但对一些无利可图难以市场化的公共产品,企业化政府并不能有效提供生产,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公共管理;积极放权授权,让公民社会与政府互动;建立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信息沟通平台,以实现有效治理。     

我国社团组织发展的宏观特征分析

社团已经开始成为社会治理结构中与国家和市场相并立的彼此补充的领域,当前我国社团组织的发展呈现出三大宏观特征:社团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密切相关;社团管理方面的法团主义与社团发展方面的多元主义并存;社团“能人效应”显著。这些特征凸现出探索利益整合与利益表达的新的组织化结构的重要性。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权力与交换关系——对村民自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国家在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组织解体的背景下承认和扶植这一治理方式.村民自治的现状是国家与农村社会间的互动形成的,其中交织着权力与交换,妥协与反抗的过程.虽然国家与农村社会已经有"政治交换"的趋势,但是障碍依然存在.改善我国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方式和途径是:农村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和自治能力的提高;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的变革;国家与农村社会公平互动机制的建立健全.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从其产生直至消亡自始至终制约着"文革"的发展过程。本文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这场运动加以审视,力图说明"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心态基础。探究"文革"时期广大民众参加组织所蕴含价值取向的心理特征,对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国民有着深刻的反思意义。     

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而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我国社团组织的政治参与分析

我国社团政治参与的一般特征表现为参与范围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领域;参与路径和方法日趋多样化,但主要集中在行政参与上;参与有效性有限。其制约因素在于社团内部能力建设、外部制度框架和社团的社会关注度等方面。有必要将社团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为社团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社会治理的要素分析

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同时又正在承受因自身治理失误带来的种种灾难。正确、全面认识社会治理不仅关系整个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每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客观准确地分析和把握社会治理的要素是科学认识社会治理的基础。只有通过对社会治理主要要素的深入分析，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各种社会治理行为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     

政府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政府机构改革呼唤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政府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制约了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未能有效促进政府机构的改革,是政府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原因。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育良性互动,要抓住政府机构改革的六个重点,解决加快社会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的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