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源远流长,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为其集大成时期。经过长期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形成了考绩机构专门化、考绩内容实绩化、考绩程序规范化、考绩等第明确化、考绩奖惩一体化、考绩制度法制化等特点,对澄清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现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法律规定,当事人呈交的状纸须由通过考试获得资格的官代书抄写及核查,并盖上衙门颁发的戳记。官代书有义务检查当事人控诉是否真实,据之书写状纸并以此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代书制度的设置,弥补了诉讼制度的不足,但主要目的在于去除讼师行业、协助衙门限制过多的诉讼、提高衙门的审判效率。官代书虽有为私人服务的现代律师色彩,但工作性质更像是庭前立案审查机制,成为协助公权力运作的工具。因此,在清末,官代书制度演化为审判机构的部分职责,而非成为向近代律师制度转化的本土资源,从而走向了终结。     

清朝诉讼代理制度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限制特定人群的诉讼资格,并以诉讼代理制度对之作相应补救。这是诉讼代理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清朝,这种代理老幼、生监、笃疾等诉讼的人通称为抱告。抱告一方面保全了官员、生监、妇女等人的身份或体面、维持社会风化,避免官员利用权势干预司法;另一方面为老幼、妇女和废疾当事人向官府提供了可能的替代受罚者。抱告制度的关注点在于限制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强化代诉人的法律责任,体现了传统王朝在司法审判方面维持统治秩序的意志贯彻,而对代理诉讼中其它复杂现象轻率简单处理。     

清朝善会善堂自治制度探悉

清朝兴起的民间慈善组织——善会善堂,有着完善的自治制度,包括经营管理方面的会员制、轮值制和董事制,资产筹集与运营制度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征信制度等。善会善堂的自治制度与国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干预使善会善堂逐渐官僚化,失去了自治的空间;另一方面善会善堂的自治规约成为司法机关裁判的主要依据,而《征信录》所体现的公开原理也日益渗透到国家的行政制度中。     

清朝的任官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我国传统任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此制始于东汉,后为历代沿袭,至清已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清朝的任官回避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地区回避和亲属回避,此外还有师生回避和拣选回避。其目的是防止官员利用亲缘、乡土、师生关系为亲戚、好友、学生营私舞弊,客观上遏制了官场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     

清朝保辜制度与当前刑事和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逐步完善了刑事和解制度,且社会效果良好。但由于受传统司法理念的束缚,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仍在法律规定、适用范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保辜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较为完备的和解制度,清朝在前朝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保辜制度对我国当前刑事和解制度仍然具有若干借鉴意义。     

清朝的“官代书”及其戳记

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有一种专为别人打官司而代写诉状的人，名为“代书人”。早期的“代书人”还有“珥笔之民”、“佣笔之人”、“茶食人”之称，即不在官府登记，专在民间代写诉状，招揽诉讼的人。“官代书”则是由官方对散居民间的“代书人”通过考取和认呵后，遵守官方规定的司法程序．为人代写诉状并收取一定费用以自养的一种职业“捉刀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根基及其实践

中国的检察制度建立在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有着独特的建设条件和形成背景,具有鲜明的特点,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而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深入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离不开科学的指导思想、强大的组织保障及有效的措施手段。     

宪法实施状况的评价方法及其影响

本文从全面和系统地分析目前国内外宪法学界对宪法实施的研究状况出发,指出当下宪法实施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准确地界定宪法实施概念的性质,以及没有对宪法实施建立起一套科学和合理的分析系统。作者认为,从理论来看,宪法实施是使静态宪法变成动态宪法,宪法实施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行动中的宪法",但是宪法实施是一个集主观评价与客观实践于一体的复杂现象,必须要在认真分析宪法实施对象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门别类研究,对实施可能性做出区别对待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从实践来看,宪法实施概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需要解决特定的宪法问题,因此,离开了具体目的性的指引,纯粹的抽象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在实践中,不仅不利于树立宪法本身的权威形象,相反还会严重影响宪法作为根本法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制度构建

《反垄断法》的颁布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标志,三年来,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突显了一系列弊端.随着王海打假案再度引发关注,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问题也引起学者热议.私人实施是对公共执行的补充,但由于《反垄断法》的特殊性,私人实施制度存在很大的障碍,本文通过对特殊规则的探讨,从而寻求克服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障碍的路径.     

论清末商法的实施及其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商法制度。制定私法性质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务之一。清末商法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事立法,在近代法制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清末商法的实施机构、清政府对商法的贯彻施行、民间对商法的遵守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研究。清末商法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社会经济的发展。     

晚清吏治的腐败与洋务运动的失败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为追求富强，花费巨额资金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然而，由于整个官场吏治腐败得不到肃清，这些企业内部也相应存在着盲目决策、任用私人、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等弊端，使企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洋务运动走向失败。这段史实，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政治改革与发展经济的关系这一关键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读律生涯:清代刑部官员的职业素养

虽然清代中国缺乏近代西方那种"职业"的法律专家,但是就刑部官员而言,由于他们享有广泛的司法职能,不但占居着司法机构的顶层地位,而且发挥着司法实践的枢纽作用,因此对法律知识也颇为重视。从诗文、传记、墓志等资料中可以发现,清代中国的刑部官员与读律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刑部衙门有着相当浓厚的法律阅读氛围,官员之间商榷法律问题、合作编撰法律书籍之事,亦不乏记载。刑部官员不但具有丰富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法律阅读的态度比较积极,动机也比较正当,甚至还形成了较为有效的阅读方法。总体而言,清代中国的刑部官员保持了对法律阅读的极大热情,也有相当精湛的法律素养。正是这种素养,使刑部官员基本上胜任了他们肩负的修律和司法使命。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清末法制变革中的日本影响——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清末直隶地区的报纸、官宦对日本的游记等地方文献为资料 ,分析了日本对清末法制变革影响的原因、途径、方式以及后果 ,除对前人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外 ,还对制约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些深层问题做了新的探讨。     

《大清违警律》立法源流探析

租界里丰富的治安法规及良好的实施效果为清末治安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鲜活的示范,而日本刑法中的＂违警罪＂专编则成为了清末治安立法的参考摹本。伴随着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违警罪章程》仓促登场,却很快就因粗糙简陋被《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后者的面世则是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正式形成的标志。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晚清小说队伍的嬗变

穿梭于封建"道统"和"政统"之间的知识分子,因为国家的衰朽和社会的动荡,趋向社会边缘化.科举的废止,打破了知识分子赖以支撑信仰的工具性循环;心灵的煎熬和变异,表露为浓郁的社会沉思和人生悲叹.异域文明的输入,解构了"道统"话语的桎梏;中西文明的对比,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返观自身的时代命题.边缘化的生存境遇,造就了晚清小说的繁荣,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社会诉求的既定轨迹.晚清小说以其鲜明的时代表征,书写着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灵魂的锐变过程和图谋富强的普泛心路.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

从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视角看，清代州县对诉讼的审断是司法行为。然而在中国，当时州县是统管一方的牧民之官，审断诉讼不过是他治理地方职责的一个部分，故其审断行为应看作政务而非司法。县衙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院，州县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官。州县的铨选本不侧重法律知识，所针对的社会诉求也更多是伸冤而非维权，故其审断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完成整个审断程序及严格适用律例，而是自主灵活地掌握程序与规则，综合运用情、理、律，以最便捷有效，也最能为当事人接受的方式了结纠纷，从而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夹缝中的法律移植与传统创造——《大清著作权律》述评

作为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更多是外力催化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因而深深烙上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印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它还是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中国人开始慢慢了解和接受著作权观念,并成为中国著作权法发展的规范源流。《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既是移植法律的过程,也是创造传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