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行政诉讼确认判决之完善

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理论学界一直呼吁将确认判决纳入立法范畴;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以来,确认判决被司法实践广泛应用。随着《行政诉讼法》修订讨论的逐渐升温,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确认判决进行反思、整合与重构是必须的。通过对行政确认判决相关理论的分析,可澄清当前存在的误区,并指出现行法律规定之不足,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行政确认违法判决中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以《若干解释》第五十八条为研究基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这一规定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确认违法判决的直接依据,但该条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易对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予以忽视,不利于相对人的利益保护,因此,完善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中的相对人利益保护制度应是健全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的应有之义。     

论行政确认无效诉讼

针对行政主体所做出的无效行政行为,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向相对人提供救济.作为确认诉讼中的一个类型,确认无效诉讼拥有其独立的地位与价值.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还没有关于确认诉讼的规定,而关于无效确认诉讼的规定也仅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增设确认判决时有所涉及.但这些条款并不能说明我国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确认无效诉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特别的规则上,应借鉴德国模式,将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看作是两种并列的诉讼类型.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妥当性追问

行政判决是行政审判程序的最终结果，突出展现了法院在案件结果处理方面的权力和对当事人权利救济的程度。依据我国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和2000年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时，判决形式有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四种，并各有自己的适用情形，其中维持判决在三大诉讼中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判决形式，作为行政诉讼判决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所独有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何以能存在，其妥当性尚需追问。     

对《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范分析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构成了《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作出确认判决的规范依据。对该条法规之规范解释,应将"对原告权利是否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判断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进而作出确认判决的核心依据,并且"行政程序轻微违法"是作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表现形式。同时将这里的"原告权利"作程序权利的理解,这也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6条之认识提供有益注解。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的疏失及其完善——从试点期间典型案例切入

梳理与剖析两年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件可知,虽然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驳回诉讼请求、撤销、履行职责、履行给付义务、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变更等六种判决形式,但试点期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判决形式整体上呈现类型狭窄的特征,最经常适用的两种判决形式中,确认违法判决过于形式主义,履行职责判决过于笼统。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需要矫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定位的偏向以及行政诉讼构造上的扭曲与错裂,具体路径包括：系统规定与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形式、尊重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而慎用确认违法判决形式、具体化履行职责判决形式、重视具体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形式。     

行政确认诉讼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我国在行政诉讼中采判决类型模式,而不是行政法制发达国家的诉讼类型模式,此种判决类型模式在行政法制不发达的我国受到批判,诉讼类型化是趋势也是呼声。在分析行政确认诉讼的理论基础之后,根据确认利益和确认请求权理论,提出我国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模式选择和完善,当采取"明定主义原则",根据不同的确认请求权将确认诉讼类型分为:确认违法、确认无效和确认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三种,以此构建的行政确认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讼要件、法庭审理和裁判上都将不同。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

现行《行政诉讼法》及《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起诉期限的设定不科学、不合理;起算点标准不统一,杂乱无章;起诉期限的规定没有考虑到诉讼类型不同,其对起诉期限的要求也不同;没有处理好行政复议期限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合理衔接;起诉期限的延缓制度不完善,且无起诉期限中断制度;立法逻辑不严密,漏洞多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与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息息相关,亟需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     

审理行政案件的几个问题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以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通知至今，已有几年的行政审判工作实践，笔者就审理行政案件中出现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行政审判结案方式单调，原则上只能维持或撤销，变更权极小，不利于正确、合理、公正地处理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据此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有变更权，但这个变更权只对行政处罚行为有变…     

略论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及其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该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责任”。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行政侵权责任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它表明,我国现行法律只确认“具体行政行为”的侵权责任。因此,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及其侵权责任的界定和判认,也就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就此谈些粗浅看法,并就教于贤达。     

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继《刑修(九)》修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来,为了规范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与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17年6月1日起实行,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遵循《解释》仍需进一步研究于探索。本研究通过对全国420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决书的研究,第一,分析影响判决期刑、缓刑情况的影响因素;第二,列出判决刑期的相对重要性顺序;第三,通过回归模型提出判决刑期的预测基准刑;第四,分析得出缓刑判决影响因素的作用比较;第五,删除影响较小的因素后得出缓刑率预测式。     

行政判决制度研究

行政判决在行政审判中具有独特地位 ,既影响对相对人的救济 ,也影响对公法秩序的维护。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判决制度的规定有许多欠缺 ,因而需要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本文探讨了行政判决制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即行政判决的种类、行政判决的效力和行政判决书的改革等     

关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7条之评析——兼谈行政诉讼法的独立与完善

本文从分析《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的规定人手，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参照民事诉讼规范做法的缘由和利弊，分析了该规定对行政诉讼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推动行政诉讼法独立与完善的一些设想。     

治安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变更判决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从而赋予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有限的变更权。近几年,我省治安行政案判所占比例较大。无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治安行政案件的变更判决都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探讨治安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变更判决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我们调查情况分析,治安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变更判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认定不一。人民法院判决变更的前提条件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轻一些或重一些的问题,人民法院不能判决变更。”该解释没有从正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下定义或界定范围,     

《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检察建议的适用

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中,检察机关的职权被限定在审判监督中的抗诉权,与宪法赋予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不相适应,也不利于解决行政诉讼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应体现检察机关适度介入行政诉讼的精神,基于明确宪法框架下的检察权配置及行政诉讼性质的前提下,在立案、审判、判决、执行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等方面增加检察建议的适用内容。     

谈行政裁决案件的判决

目前,在行政裁决案件的判决形式中,重作判决和履行判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于行政裁决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不力所致。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立法,以克服这两种判决形式的局限。 一、行政裁决案件判决的特殊性 所谓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定行政权力过程中,以第三者身份居间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依法作出的处理或裁决。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行政裁决案件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裁决不服而依法向法院起诉所形成的一种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公民、法人或     

规则之失下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时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如何受理、审理和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面临诸多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应积极探索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细化合法性及合理性审查标准,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强拆案件,积极应对新规挑战。     

《行政强制法》实施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适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确立了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模式。《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对这一模式做了具体规定。然而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第53条规定了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必要详述这些法条间的冲突,将两种模式进行对比,阐述现阶段我国行政强制执行适用的模式,并且提出修改建议。     

对行政诉讼举证问题的再思考

行政诉讼体系在我国确立后,不少人对行政诉讼的各项制度进行了理论探讨,其中包括对举证制度的探讨,一些理论观点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其中一些关于举证问题的文章;过分依赖、甚至局限在现行的、内容过于原则的《行政诉讼法》的某些条文,字义解释重于理论探讨,远远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对行政诉讼举证问题的再思考是有益的,本文拟对该问题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