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对象研究——以《〈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96、297条为中心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96条和第297条分别从裁判文书的内容以及适用案件类型的角度界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在既有司法实践条件下,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类型应当"从严把握",待理论准备和配套制度相对成熟时,可以考虑从立法和司法适用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撤销对象内容的界定则应以既判力消极作用、积极作用以及预决效力等制度功能的有序区分作为基础,并契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与性质。     

浅论第三人撤销之诉

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一制度的确立主要是为了保障诉讼活动中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减少恶意诉讼给第三人带来的不利损失,但是条文过于简单,适用性不强,司法实践价值就大大减弱。本文主要对第三人的相关概念出发,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人撤销制度,最后提出了构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设想,旨在为下一步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

本文对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意义、性质、特征、当事人、客体、程序及判决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试图揭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结构,并阐述了该制度适用中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对于人们深入认识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进一步推动该制度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辨析

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一种非常救济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它弥补了我国再审制度中的不足,即案外第三人在因生效判决错误而遭受不利时,很难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本文试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和特征入手,分析其法理依据,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并提出对该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看法。     

试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2012年8月3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设立了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该项制度的设立,一来保障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二来又遏制了恶意诉讼的进行。但民事诉讼法中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仅仅限于这一个条文,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规范和实施方法,给现实法务的执行带来许多不便之处。因此,本文试着提出一些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建议。     

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研究

由于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以遏制恶意诉讼现象为立法动因,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加以规定,这一程序以诉的方式被适用便成必然.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后程序救济,该程序所具有的补充性与变更性特点,使其与申请再审、诉讼第三人及执行异议等相关制度之间保持了明确的界限,这些程序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与标准.从立法论、目的论、解释论出发,探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要件,既可以保证其适用中能够实现遏制恶意诉讼的直接目的,也可实现为案外第三人提供事后救济的间接目的.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

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借鉴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了一种新的非常救济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文试从该制度的立法背景入手,分析其性质、程序,并对将来的诉讼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制度的不断完善。     

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旨在维护案外第三人利益的事后救济程序。设立这一程序的法理依据包括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弱化、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审判的反射效力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有四种类型。我国有必要建立独立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论我国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这对保障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由于现行法规定的较为简略,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作进一步探讨。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对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结构要素和具体程序设计进行了剖析。以期推进对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理解和应用。     

试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

第三人撤销之诉既是民诉法第二修正稿的亮点,又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设置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是程序价值的要求,同时也是权利人利益保障的全方位体现。基于此,民诉法第二修正稿在第56条第3款设置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法律的出台,与理论、实践之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在充分研究台湾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基础上,文章从立法模式以及设置程序两方面提出了更为详尽的完善制度。     

开放的事实——并及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问题

在西方,尽管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司法过程中的事实根本上是一个裁量的问题,但直到现实主义法学的勃兴,这种认识方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然而,迄今为止,包括现实主义法学在内的各种理论似乎都没有从逻辑上对事实的自由裁量本质展开系统的分析、证成。艾柯的"开放的作品"理论为这项任务的完成提供了足够的启示:之所以事实具有自由裁量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彻底的开放的作品。对这一结论的证成,除了有利于澄清理论上的相关争议外,也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进一步完善的支点。     

论法律中的真实——以民事诉讼为例

本文以民事诉讼为例分析了发现真实的各种理论 ,认为客观真实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真实 ,具有理想价值 ;法律真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 ,符合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形 ;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则凸现了当事人程序主体的地位 ,有利于提升诉讼制度的民主性。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的程度的高低与如何安排调查收集证据的制度密切相关 ,以当事人调查收集为主 ,法官给予必要的协助是一种最优的发现真实的模式。     

论私法自治与我国民法典——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4条的规定

私法自治是私法的最高原则和本质要求 ,私法具有内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种治理机制。私法中的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在私法中的价值取向不同 ,它们共同构成了私法自治的基础。现代私法并没有被社会化 ,自治仍然是私法的本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私法自治的精神为价值取向。     

论民事诉讼中的违法公民代理——《民事诉讼法》第58条的漏洞与完善

由于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限制委托代理人范围的规定,导致超出该范围的委托成为"违法公民代理"。在否定委托行为法律效力时,基于委托代理制度的功能及程序安定要求等多种因素考虑,应当肯定后续诉讼行为的效力。为防止"违法公民代理"发生,应对判断委托代理人资格至关重要的"近亲属"标准予以明确化,并通过配套机制,促使相关人员配合法院完成对委托代理人资格的审查。     

实践中的民事审判(续)——四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运作

本稿是在特定理论模型支撑下对若干有代表性的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展开实证调查而取得的一项初始性成果。调查采用案件卷宗抽样、访谈、参与观察、问卷和文献研究等方法 ,就庭前准备、开庭样式、各类证据的使用情况及结案方式等方面程序的实际操作做了系统的了解 ,并对“非正式开庭”等调查中新的发现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了在审判方式改革给司法实践带来重大变化的同时 ,诉讼模式转型仍在进行之中的实际状况。     

论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期间制度之重构——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即,再审制度的完善仍然是本次修法的焦点。申请再审期间制度是再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考量再审制度设置合理化、规范化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现有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被学者们广为诟病,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申诉滥情形的治理,故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对该制度进行重构势在必行。     

实践中的民事审判——四个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的运作

本稿是在特定理论模型支撑下对若干有代表性的中级法院民事一审程序运作状况展开实证调查而取得的一项初始性成果。调查采用案件卷宗抽样、访谈、参与观察、问卷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就庭前准备、开庭样式、各类证据的使用情况及结案方式等方面程序的实际操作做了系统的了解,并对"非正式开庭"等调查中新的发现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了在审判方式改革给司法实践带来重大变化的同时,诉讼模式转型仍在进行之中的实际状况。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论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与修改,这对于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高法官证据采信能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当通过限制法院依职权直接选任鉴定人、明确鉴定人出庭质证和对异地鉴定人出庭质证等措施加以完善.     

清末诉讼法改革对于律师制度的借鉴——以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为视角

在清末立法改革的背景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作为第一部正式明确规定律师制度的草案而备受争议,虽然这部草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却成为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起点。如何将封建法时代的讼师平稳转化为近代的律师是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交叉领域,也会出现正式的官方制度和非正式的民间制度之间的博弈。该草案关于律师制度的种种规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以沈家本为代表的立法者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执行者之间围绕此草案产生巨大争议,其背后的实质在于此草案的内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向日本学习立法经验不但需要借鉴它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它的过程和融会理解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