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构建的涵义及其现实需要

民族国家构建,即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其历史路径有二:存在于西方的"民族的公民模式"和存在于亚非、东欧地区的"民族的族群模式"。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的认同危机要求进一步加强民族国家建设。     

清代法律规范佛教僧侣四波罗夷罪之案例研究——以《驳案汇编》和《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为例

佛教四波罗夷罪是"性罪",有杀、盗、淫、妄四种,在佛教中意为断除僧侣的"法命"之罪,是佛戒中的第一重罪,危害极大。自唐以后历代法律大都对僧侣犯此四罪有成文的规定,也有僧侣犯此四种罪的相关案例。以清代的案例作为视角探讨法律对佛教僧侣犯四波罗夷罪之规范,厘清僧侣犯此四罪的常见情形,并以此论证佛教戒律与世俗法律在对四波罗夷犯罪进行规范的内在契合性。     

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探析

随着政策学的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于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缺乏相应的关注。本文将族群因素纳入政策学的研究范畴,从政策议程的视角出发,探讨多族群国家与政策制定模式之间的机理关系;通过选取"族群结构"和"体制结构"两个变量,构建一个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的分类模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四种不同的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模式。     

论民族国家的立宪模式——兼析中国和平统一的立宪路径

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宪法认同",但是"宪法认同"亦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能会促进或者阻碍"民族(国家)认同"观念之形成。故而,立宪者须借助于"宪法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关系,形成特定的立宪模式。在当今世界,德国、美国和欧盟可以分别作为"先民族认同后宪法认同"、"先宪法认同后民族认同"和"超民族的宪法认同"等三种"立宪模式"之典范。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之实现,当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宪法认同"之规范基础,以"宪法认同"之发展来引导、促进中国国家统一的立宪进程。     

略论族群认同与族别认同

族群性是世界上多民族国家都存在的现象.有些国家为了解决境内的族群问题,推出了特殊的政策,对境内的人口进行分类,从而出现了族别的问题.族群认同的产生是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因此是社会关系的构成部分.族别认同则是国家所指派的,是国家治理术的组成部分.比之于族群认同,族别认同有着更强的规定性.无论族群认同或者族别认同都是现代国家的产物.     

解析傈僳族传统习惯法

傈僳族习惯法是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荟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傈僳族基本处于"有夷话,无夷字"[1]的状况,有关傈僳族习惯法的史籍记载几乎付之阙如。从已有社会调查资料来看,傈僳族社会发育程度较低,长期以来由具有一定约束力、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不成文习惯法来调整傈僳族族群行为,并对社区秩序起到了有效的调控作用。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兼评《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

<正>解决民族问题,不仅是稳定国家秩序、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如何化解民族问题,如何调适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李俊清教授所著的《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一书,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依据公共治理的原则,重点讨论了民族与国家、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等相关问题,并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重要的政策性建议。一、民族问题的本源和本质是什么作者把民族问题置于现代国家逻辑建构的历史背景之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成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日本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潮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形态的民族主义。其主要成因在于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日本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其基本诉求是重建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认同,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重新焕发日本民族的活力。其主要方式是重新回到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价值中,以建设"强日本"为目标,挖掘民族历史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传统文化价值中的日本特性,以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强日本"的国家目标寻找理论根据。其主要特征包括:天皇作为凝聚国民的核心或者民族认同核心的作用明显下降;在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的建构方式上,国家的作用重新凸显;对美国的依附和内向性,超越左翼与右翼。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蕴含着危险性的一面,极有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寻求出路的工具。     

和顺“走夷方”研究

在云南许多地方一直以来广泛流传着"穷走夷方,急走厂"的俗语。所谓"走夷方"主要就是指一些贫苦百姓到边境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是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家从事小工商业。"厂"则指的是位于今缅甸北部等地的玉石、宝石厂。腾冲是云南乃至全国有名的侨乡,而其中以和顺乡最为著名,向来就有"走夷方"的传统。以和顺乡这一聚落为研究对象,考察和顺"走夷方"这一历史现象,发现和顺乡因军屯兴家,而靠"走夷方"发家。特别是近代腾越开关以来,和顺人通过"走夷方"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外面的新思想、建立了新式教育,深深影响了和顺的社会面貌。     

论中国梦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国梦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诉求,是中华民族"整体梦"、各民族"集体梦"和每一中华儿女"个人梦"的统一,是科学的梦、踏实的梦,得到中华儿女的广泛认同。中国梦之中华民族认同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四方面:激励民族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协调民族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展示民族魅力、彰显国家实力。     

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忠诚警魂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了"四句话、十六字"的总要求: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忠诚警魂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了"四句话、十六字"的总要求: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举手示月:“壶”里乾坤大——“民族和谐发展情趣建导课堂”分形速记之一

本讲针对"民族问题"认识上偏于狭隘的传统误区,借助佛经"指月"典故,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叙述中,给出中央"十二条"从国务视角规定的民族问题概念(第四条):"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发展,也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国际性和重要性。"以此为下边各讲的展开奠定基础。     

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探析(1903-1907)

"民族"一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近代传入东方后,日本、中国的知名人士都依据自己的传统,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创造了"自我"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刘师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即是一例: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夷夏观、西方及日本的集于一体.这表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建党百年统一战线发展逻辑:从“联盟之术”到“强国之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统一战线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独特的整体性逻辑,奠定区别于古今中外其他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已经超出传统的"联盟之术",发展成为"强国之道"。统一战线从"联盟之术"上升为"强国之道"的发展逻辑,确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推进国家建设、人民团结、民族复兴、人类大同的宏阔时空背景和实践进程中。统一战线发展的整体性逻辑包括:政治逻辑——服务党建国家;社会逻辑——增进人民团结;目标逻辑——致力民族复兴;价值逻辑——追求命运与共。统一战线发展逻辑体现出相应规律,不断嵌入国家、社会、民族、人类社会,不断增进与国家、社会、民族、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统一战线发展逻辑存在内在联系,以嵌入国家建设为基础,以构建人民团结为主体,以致力民族复兴为目标,以追求命运与共为价值。统一战线要坚持和完善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逻辑,加强研究和应对事关统一战线发展的重大议题。     

广西壮族图腾神话中的蛙图腾崇拜意识及其价值分析

蛙图腾作为广西壮族一种原始文化现象,是广西壮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标志,是广西壮族的民族之魂。通过对广西壮族蛙图腾神话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到广西壮族先民对蛙的崇拜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蛙图腾神话,是壮族族群文化发展的"印记"和"影子"。     

东南亚地区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困境与调适

东南亚地区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以前,大多是以封建方国或者部族社会的形式存在,并没有向西欧社会那样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思潮受到反抗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的影响,成为东南亚纷纷独立的重要动力因。但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作为基础,只是作为反抗殖民主义的一种独立意识。而东南亚地区由于先天宗教、民族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些地区在争取独立以后虽然在行政区域上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存在,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这成为了阻碍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困境。东南亚国家在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进行了调适来缓解这种认同危机,获得了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     

论中国梦价值维度的四个契合点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人民之梦、民族之梦、国家之梦。中国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中国梦的价值维度有四个基本契合点: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契、与以民为本相契、与民众之幸福相契、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契。     

越南京族的起源与形成 ——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七

越南京族的起源与形成,是古代中越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的蒙古人种不断南迁,并与今越南北部的澳大利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通婚融合,逐步形成早期的骆越族群,其文化特征主要有和平文化、北山文化、多笔文化等。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越南冯原文化和东山文化为主要特征,反映了中国南方族群与越南族群交往交流与交融达到新阶段,从而不仅促进越南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而且加快了骆越族群的提纯,去黑呈黄种人。秦汉至宋初,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交趾等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最终使交趾(安南)的骆越族群逐步演变成京族,成为宋代在今越南北部建立的李朝的主体民族;广西等地的骆越族群也在宋代演变成壮族。因此,宋代是广西壮族和越南京族最终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乌克兰危机是民主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作者从民族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第一,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它在当下如何被"记忆"与"重新发现"才是理解这一根源的关键。第二,在乌克兰二十余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两种路径的张力与冲突,这是导致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国内政治根源。第三,在乌克兰民主实践中,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这一合体包含了内在张力,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转型不成熟的标志,这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第四,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则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五,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源自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从国家建设意义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仍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