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对有限公司虚假出资股东之法律规制——兼谈我国公司相关立法之完善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的两大基石。但有限责任原则的前提是良好的资本信用。我国《公司法》采用了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但实践中仍有不少出资人通过虚假出资而取得公司登记。对此,现行法律对其规制表现在:其一,对公司进行处罚;其二,对虚假出资者进行处罚。笔者认为:对有限公司股东虚假出资的规制,不应仅停留于公力干预之层面,而应同时注重内在监督与制衡机制之培育。建议在修订《公司法》时,第一,明确规定虚假出资者应承担对公司的违约责任;第二,规定除权程序。     

培训师教态“五应五不应”

良好的教态体现教师的人格魅力，文化修养，道德情操，从某种程度上说教态和教师的学识水平、教学能力同样重要。在培训课堂上，作为培训师态度应谦虚而不应傲慢，对待学员应热情而不应清冷，应稳重而不应慌乱，教学风格应风趣、适度而不应泛、白、哗众取宠，教学动作应自然而不应板滞。应以良好的教态调动学员的兴趣和注意力，增强课堂教学效果。     

揭开公司的神秘面纱

公司是现代企业中的重要组织形态，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两大基石，对当代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如果公司的独立人格原则的绝对化，就会造成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也会损害了相应债权人的利益。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单位行贿犯罪中的延伸

在民商事领域中，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通过确保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司法人有限责任带来的弊端。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适用标准进行了探索，我国公司法也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该制度的适用。但就其本质精神来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应仅局限于民商事领域，将其应用于单位行贿犯罪领域具有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通过借鉴其在公司法中的适用条件，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认定单位行贿犯罪责任主体时的适用标准应包括：主体要件、结果要件、主观要件和行为要件。     

《古今中外道德生意经百例》——内容简介及作者介绍

做人,要有做人的道德。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经济组织,在现代社会中,也应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这样才能生意兴隆。因此,生意经应当是道德生意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作为政府应把市场置于经济的中心,进行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秩序,而不应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服务。     

论合伙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早在法人制度形成以前 ,合伙是自然人在商品经济关系中唯一的联合形式。但长期以来 ,合伙一直被作为自然人或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即使合伙作为一种企业形态已被现实经济实践广泛接受并制定有专门的合伙企业法之后 ,合伙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民法认识上而未有突破。针对该种情况 ,笔者在认真考查国内外合伙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对合伙应根据不同情况 ,区别对待 :一些简易合伙不能成为民事主体 ;而对某些形式的合伙组织应赋予独立的法律人格 ,使之成为与自然人、法人并列的第三民事主体。     

人格的私法构造——以“伦理人”的历史演进为视角简

人格突破民法、超越宪法,是一个伦理概念。伦理人的演进主导了人格的发展。罗马法上的身份与伦理人无关,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格。伦理人移植于近代私法后,以权利能力为工具演化出权利主体、人格权两个概念。现代私法则完成了主体的具体化、人格权立法的独立,并导致了伦理人格的入宪。私法人格具有“四元”结构：作为技术人格的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人格的法律主体,作为事实人格的人格权,蕴含伦理人格的人之尊严条款。     

合伙企业团体能力的思考大纲

在我国,不论在实体法中还是在程序法中,合伙企业是作为一种组织即团体对待的。合伙企业虽然不是法人,但它同样有作为团体的维系机制。这些机制使合伙企业的作为团体而持续存在。合伙企业与民法上的合伙、公司法上的公司是有区别的,合伙企业具有商法上的主体地位,但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团体能力应成为商事组织法的一个基础。     

高校思政教育与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关系探讨

人格一词被社会广泛关注,当今社会对健康人格的培养越来越重视。人格是人的内在行为倾向,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持久自我,作为人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色的身心组织,它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人格将会伴随人的一生。当今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不应局限在在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上,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大学时代正是培养人才的最佳时期,大学生的可塑性较高,在大学时代,人格的培养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论我国企业立法模式与商事立法模式的契合

企业的法律本质在于其商事主体性。我国应将企业组织法和企业发展法分列立法的模式。在基本商事立法中不应规定企业的概念;企业法律形态划分标准的构成要素不应是唯一的,而应是多元和可变的,只要立法标准所划分的企业法律形态能确保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及各企业市场竞争中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能涵盖所有的企业形式,就是可取的;坚持企业形态法定化原则的同时应当顾及企业组织形式体系的开放性;对于企业集团、关联企业,应在公司法中予以规范。     

如何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校扩招引发的问题及思考

本文分析了高校扩招的原因及现状，并针对高校扩招引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想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数字或比例的概念，更在于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还在于培养的人才应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家族企业继承法律制度研究

“富不过三代”不应是家族企业的宿命，继承法律制度应当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的长子继承制不同，我国的继承制度有着更为平等的性质。这种平等的做法对家族成员来说可能是公平的，但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为调和二者之阎的矛盾，本文认为，首先家族企业主应有效利用继承法的既有规则。用遗嘱或企业继承计划安排好“身后事”；其次，对作为遗产的企业，在分割问题上应采取一些灵活性做法，以保障家族企业的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传统人格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与人格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对传统人格进行历史分析与现代性反思,其结论是以时代精神与现代和谐理念塑造现代人格,实现传统人格的现代转化。     

论侦查权的性质

侦查权是一种重要的公权力,对其性质的准确认定,直接影响到国家侦查体制和侦查程序的设计。在现代法理论中,对一种权力性质的界定,应主要着眼于其运作和功能等结构性因素,而不应局限于主体和范围等表层因素。据此推演,侦查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人格力量的思考

作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应自觉培养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格力量,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格力量,必须加强政治理论修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塑造高尚的情操;必须加强本职业务修养,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论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同时还设置了实际控制人表决权排除制度、大股东的诚信义务以及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关联交易的有序进行起到了规制作用，但在保护关联企业从属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层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订立有控制合同或利润转移合同时，控制企业必须在合同上订明提供一定的金钱给付作为对少数股东的补偿；在没有订立控制合同的情况下，控制企业不得利用其影响力为或不作为不利于从属企业的行为或措施；同时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控制权人诚信义务，对从属公司及其少数股东进行保护。公司人格否认原则是保护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有效制度。     

论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

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只能由作为构成 ,不能由不作为构成 ,不应设立行为犯。立法上应设立危险犯 ,以便在危害结果还没有发生时提前介入 ,防患于未然 ,更大力度地保护环境。着重分析了疫学因果关系 ,并指出其有促进环境和生态保护、促使企业加强管理、减少并防止污染发生的作用 ,符合我国刑法的目的 ,所以是摆脱司法困境和打击环境犯罪的最佳选择。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问题研究

真正发挥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作用,需要清楚认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八个基本问题:动因主要是基于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的应有权利,而不仅是执政党的现实需要;主体主要是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而不应是民主党派成员个人;对象主要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而不应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客体主要应是执政行为,而不应是行政行为;性质主要应是政治监督,而不应是事务监督;方式主要应是批评,而不是建议;效力主要应是政治影响力,而不应是硬法效力;保障主要应是法治,而不应是政策.     

台湾司法运作机制究——从陈水扁弊案解读台湾的刑事司法程序

陈水扁案件引起了岛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然我们对案件的解读不应仅仅停留在政治、民主、文化的层面。整个案件的进程反映了台湾法律的一些符号与原则，活生生的再现了台湾的司法运作机制。作为法学学者，作者认为台湾司法机制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对我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是颇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