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新时期的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完美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合起来，达到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和艺术形象真实的内在统一，焕发出“真实”的光芒。首先，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以重大的历史真实事件来结构小说；其次，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塑造了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最后，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在文本中营造了真实、浓厚的历史氛围。     

通向人生的《通天塔》

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一些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当下我们缺少的不是小说，缺少的是小说中牵人神经、耐人寻味的故事性。刘广宇的长篇小说《通天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欠。     

小说含义及地位的嬗变

中国小说的含义大致经历了由琐屑之言到野史传说和“说话”艺术,再到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这一演变过程;西方小说的含义则大致经历了由史诗到传奇故事,再到散文虚构故事的演变过程。中西方小说在其发展史上的地位都经历了从受歧视到重视,再到正视的曲折过程,只是时间和程度有点区别。     

公安题材小说的情节艺术

有人物的故事是情节，没有人物的故事只能是故事。 小说是叙述的艺术。但叙述的贫困却是当代中国小说的痼疾，公安小说尤为严重。由于题材上的限定，误导许多作家把小说写成了案例报道，叙述方式单一，情节结构雷同，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结果导致公安小说文学品格的蜕变，创新精神的沦丧。因此公安小说要走出困境，就应该更加重视小说叙述艺术的探索和实践。 　　“故事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但重点却放在因果关系上”，情节是对这些素材的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情节不仅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     

思政课讲好“历史故事”的四重维度

思政课讲“历史故事”,既是基于一定事实的“历史还原”行为,也是基于一定诉求的“历史阐释”行为。对“历史故事”不设边界或限度的“阐释”,必然会带来诸多后果和理论混乱。思政课教师讲好“历史故事”,从视野维度看,要牢树交叉融合的知识视野、辩证客观的比较视野、面向问题的研究视野;从事实维度看,要坚持历史事实的“主体性”讲观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讲细节、历史演进的“过程性”讲趋势;从价值维度看,要准确把握历史故事的作用限定、合理把握“历史故事”的价值评价、明确规范教师主体的阐释限定;从叙述维度看,叙述逻辑要符合现实的内在逻辑、叙述语言要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叙述方式要结合对象的切身感知。     

自处边缘者的小说理论新创——前期创造社小说理论批评论析

早期创造社以自处边缘的社会文化心态,新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独立自主的以浪漫主义为主导倾向的现代小说理论批评体系。在“五四”时期,这是特异于“文研会”等社团的现代小说理论新创,对后来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对其唯真唯美的小说观念、“自叙传”小说创作论和身边小说、心理分析小说及历史小说等小说形态论作了论析。     

论鲁迅小说的游记叙事结构

鲁迅小说创作明显受到了中外古典游记小说的影响，在其《呐喊》和《彷徨》中的诸多篇目中都采用了游记叙事结构。鲁迅的游记小说大致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故乡之旅，第二类是城镇之旅，第三类是街道之旅。这不同的旅程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从中都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及其国民根性的缩影。同时，鲁迅的游记小说还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相互渗透、影响，既揭示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又表现了对现代中国人（包括自己）的灵魂的拷问。     

从《滕大尹鬼断家私》看冯梦龙的进步文学观

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通俗文学家,他编纂的“三言”代表着明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通俗形象,贴近市民思想,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强调小说规范世道人心的教化功能的进步的文学观。《滕大尹鬼断家私》一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文收录在《古今小说》的第十卷,《古今小说》在刊印时改题为《喻世明言》,作为“三言”的第一言行世。这个题名很明白:所谓“喻世”,意在表明冯氏的编纂目的是劝喻世人;所谓“明言”,“言”指故事,而“明”则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取其可以导愚也”。总目的就是为了教化愚昧民众,以有补于世…     

名著“换脸”与文化羞辱

1996年,一部有着另类思维和怪异对白的电影《大话西游》出炉,开了中国古典名著“换脸”的先河。之后,一部被誉为“最佳网络文学”的小说《悟空传》成为“大话名著”的代表作。近年来,一本以古三国故事寓今管理学的《水煮三国》,更是把古典名著的“换脸”之风推向了高潮。但是,很多人忧虑:当“换脸”名著充斥书架,当孙悟空的“儿子”孙唐渐被青少年默认时,谁来给他们还原历史和文化的真实?随着“戏说”、“新版”、“大话”等名词在影视剧作品中频繁亮相,人们对戏剧化了的名著似乎已见怪不怪了。如今我国经典的“四大名著”被改头换面,一些现…     

历史诗学：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文学叙述法

“历史诗学”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具有不同于西方文论之新特质。“历史”在历经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新世纪历史小说演绎后,逐步解决了历史真实与人性真实、题材与方法、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对接问题。小说叙事中力图建构的历史诗学,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的作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观念、文本风格和修辞方式书写社会各个生活层面历史的一种文学叙述法,这种文学叙述法及其建构将跟随小说的发展持续下去。     

金庸：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大侠”

在中国作家里，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庸小说。然而，金庸的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是平民文学的大师。也不只是因为他是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更关键在于，当古典中国的“庙堂”背弃了“历史正义”时。金庸通过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江湖”，在那里。“侠”的精神就是“不服从的精神”，这既是寻找“历史正义”的一个通道，也是迈向公民社会的一个精神接榫。     

“陌生化”理论与小说创作技巧

从技巧上说 ,文学就是用不平常的手段表现平常的生活 ,以获得“陌生化”效果。“陌生化”理论被运用于小说创作中 ,首先表现在将惯常的生活变形 ,把“故事”变为“情节” ,表现在对叙述的组织和表达上 ,更突出地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 ,通过非常规语言 ,使语言奇异化 ,“陌生化”理论可以使我们站在新视点上重新观察生活、审视生活、发现生活中的新和奇 ,提高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     

刘震云早期小说创作指向

刘震云早期的小说主要是对权力文化进行多层次的解读与批判，他“新写实小说”对权力文化背景下的乡村和城市的现实生活进行客观描绘．塑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官人”形象。他的“新历史小说”则对历史形态中的各级“官人”形象进行勾勒，挖掘出人类历史生活中权力的能量，以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从历史层面对权力文化进行解读与批判，从而揭示权力对人性的异化过程。     

牧歌背后隐藏的矛盾及其悲剧性--重读沈从文《边城》

《边城》在优美的故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矛盾。沈从文想用“人性疗法”的理想来救治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但理智的力量却使作家在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内在矛盾,致使小说的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以来整个知识分子群落的精神困境。     

北京市广泛开展“读美德故事，做有德之人”活动

北京市在广大中小学校广泛开展“读美德故事,做有德之人”活动,把“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中华美德故事会”之中,让孩子们唱主角,采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新童谣、故事会、校园剧等新形式,大力营造“读、讲、演、画”中华美德故事的浓厚氛围,引导孩子们在讲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历史人物故事中传承民族精神,在讲述救国图强、英勇奋斗的革命先烈故事中弘扬优秀传统,在讲述平凡朴实、小善大爱的道德模范故事中树立人生榜样,成为了首都未成年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民族化与九十年代中国小说

小说的民族化问题早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提出并进行了创作实践 ,但是 ,民族化成为作家自觉追求的美学风格直到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才得以充分体现。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究其根源 ,大多数作品都是立足民族“根”性的创化 ,无论是一系列家族小说和数量惊人的历史题材小说 ,还是为读者所喜欢的城市小说 ,都在创作中自觉把握住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     

一场怀疑主义策动的狂欢——读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

一、引言:狂欢的链接《为了告别的聚会》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小小的疗养镇上的不动声色的谋杀故事。杀人者在为自己作了情理上的开脱,认定药物并不能致人死地之后作别了祖国。和米兰·昆德拉任何一部小说一样,《为了告别的聚会》也充满了“昆德拉式”的“响词”—“轻”(“雅库布吃惊地发现他的行为没有重复,容易承受,轻若空气”[1]);     

从《三国演义》看用人艺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中的风云人物已经随着历史的钟声远去了，但是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所留给我们的启迪却是历久弥新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在今天探讨三国时代的用人艺术，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红色账本”中的赤子情怀

20世纪50年代,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讲述了发生在闽粤赣边区一名基层党员交党费的故事,感动了几代读者.党费,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观念的一种标志.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缴纳党费,是党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不同历史时期党费的缴纳情况怎样?缴纳的标准有什么不同?什么是“特殊党费”?党费是如何使用的呢?     

综论余华小说创作转型的成功

余华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早期先锋写作到后期现实主义写作的转型。总体看来，他的创作转型是机智的，是值得肯定的。在创作后期，他将作品的主题由揭示“人性恶”回归到“人性善”，表现了他在创作中对“人”的关注由孤立走向全面。小说回归趣味性和故事性，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他开始将现实和历史结合反思，作品具有了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余华的转型，启示当下文坛：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承担厚重的社会历史责任，拯救并发扬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依然是文学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