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执法的法治化

要实现中国税收执法的法治化,首先就要完善执法的依据,其次就是执法主体、执法过程、执法结果的合法化、透明化、规范化,最后就是司法的法治化。税收执法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关注狭义的执法,同时也要关注立法、司法,这样才是完整的,才能实现税收执法法治化。     

行政法学研究的新思维——读关保英教授新著 《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

公权源于私权,即公权是私权让渡出来的,这是人类契约文明的逻辑起点。以公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以及规范行政权运作的行政法体系,自然要关注私权的文化潜能。由公权启动的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制体系,不仅割断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脐带,而且解决不了私权领域的现实问题,甚至可能把自然的行政法学理论导入歧途或把行政权的变异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关保英教授在其新著《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以下简称《私权文化与潜能》)中、不仅体现出了作者深厚的法哲学功底和对法治实践的准确把     

论出口退税制度的法理基础--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结合

中性税收,作为针对税收超额负担提出的一项原则,在实践中指导着税制的设计。出口退税是一项国际上通行的税收规则,它既要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实现税收的调控职能。我国于2004年1月正式实施的新的出口退税制度既完善了总体税制又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力图实现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有机结合。     

我国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制度构想

安乐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法律问题。当前,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欧洲国家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推动,公众要求在我国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目前我国对待安乐死合法化仍是采取审慎的态度,而且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开展确实存在着诸多困难。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范围内,安乐死在我国不仅没有合法化,而且由于它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出现了实施安乐死涉嫌故意杀人罪的状况。这都是我国盲目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套用安乐死造成的。因此,要通过着重在刑法理论上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同时,提出一些适合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实行的制度构想,以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的进程。相信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安乐死合法化最终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宽容与认可。     

税收调控权的概念解析

税法并不当然整体属于经济法,其与经济法交叉之处是税收调控,基于此提取一种作为经济法上重要权力的税收调控权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文章按照经济法原理,对税收调控权进行概念解析,通过界定税收调控权的概念及性质,明确税收调控权的产生原因及其权力来源和行使主体,以期对税收调控及发展予以理论回应,进而指导与规范税收调控的实践运行。     

知识产权私权话语表达之探讨——以对《TRIPS协定》“private rights”的翻译为切入点

知识产权私权论依托《TRIPS协定》的相关规定成为学界主流学说,而《TRIPS协定》中“private rights”可能的对译词不仅限于“私权”.将“private rights”翻译为私权是我国学者的一种学术选择,但“私权”这一符号隐含了可以优先于政治国家等难以被知识产权实践认可的潜台词,因而学者们对“知识产权私权论”添加了种种但书,然而这些但书因传播学的规律无法到达实践的领域,其后果是“知识产权私权论”在实践中被误读误用.在我国现实语境中,建议换一种翻译方法,选择一个更为价值中立的对译词,从而为建构更具有中国自主立场的知识产权学说作必要的理论铺陈.     

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思考——以房产税为着眼点

在房价历经数次调控仍然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本文对美、德、韩三国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措施尤其是税收手段进行分析与比较,提出了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几点措施,以期对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有所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 把纸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

什么是法治？法治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规范公权、保障私权。我理解，保障私权可能要放在前面，私权保障是整个社会法治的基础，私权保护充分了，对公权力的行使，公权力的规范才能起到前提和基础性的作用。     

解析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当今社会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而知识产权已经逐渐由私权逐渐向公权化进行转变,普遍认为,是知识产权的本质是私权,而构建法律利益平衡的基础则是公权,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当前社会,知识产权的公权化证明了其具有私权和公权两种属性,两者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而产生矛盾的主要因素则是私权,产生矛盾的次要因素则是公权,这些都表明必须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加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对其私权更要加以保护,知识产权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应的独立位置。     

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困境与重构

近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措施,普遍存在合法性问题。根源在于,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调控之间存在逻辑与现实的悖论,传统税收法定主义逻辑不适宜解释和构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在合法性控制上,财政税与调控税的合法性标准应有所不同。鉴于税收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应对其施以灵活性的合法性机制,一方面是税收调控法定主义,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另一方面是建立税收调控决策程序的三方参与机制,拓展税收调控的合法性框架。     

略论民法基本原则的税法适用

民法与税法作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部门,在立法本位、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税收法律关系的公法之债性质,使民法与税法存在诸多联系。在税法立法本位转变为在实现国家公共职能的同时,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前提下,运用民法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公私法融合大趋势下税法领域研究的新课题。     

刍议税收优先权的法律位序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该条对税收债权之间的优先权,以及税收之债与其他民事债权优先权之间的位序,没有明确规定。法律需要在这方面加以解释与细化,以指导税收工作中的实践行为。     

当代中国行政控权理论的理性选择

西方传统控权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从红灯理论到绿灯理论反映了西方在对待行政权力态度上的变化,但对于控制政府权力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化。当代,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潜在威胁也随之增大。目前,中国行政权力的滥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稳定。因此,借鉴西方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行政控权途径十分重要。本文认为,程序控制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趋向

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根本性改革是税法改革的重点。它直接关系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权益的合理调整。构建公司所得税法是改革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改革应通过合理配置税权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降低税率提高税收的效率,通过合理配置优惠政策,实现企业公平竞争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选择科学的税法理论、正确的税收政策与社会发展背景作为分析框架,是达到企业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的较好路径。     

城乡统筹条件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自由进行市场交易,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制约.土地确权登记应定位于确认证据事实等民事法律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所获得的收益,国家可比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征收相关税费,直接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收益似显不妥.要加强土地规划的执行力度,土地规划的实施要着眼于基层.严格进行土地用途管制,以用途引导用地.     

纳税担保法律性质与法律适用辨析

对纳税担保法律性质的争议源于对纳税担保行政性和民事性多元目的价值的不同认识。按照法的价值位阶将纳税担保定性为民事性，有利于保障税收债权的安全，有利于贯彻落实我国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实践中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解决纳税担保纠纷出现的僵局，不是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而是人们错误认识纳税担保的性质，把民事纠纷当作行政案件处理的结果。适用民事法律、按民事诉讼解决纳税担保纠纷是纳税担保法律适用的应然选择。     

论财产权与征税权的冲突与协调——以权利(权力)性质的法律解析为视角

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冲突贯穿于国家税收始终。以财产权与征税权性质的法律解析为视角,对财产权权利性质及征税权权力性质进行定位与论证。财产权与征税权在彼此冲突中实现其权利(权力)价值,而冲突过程的实质亦是两权协调的过程,通过两权的协调最终达到国家与人民的共赢结果。既保障纳税人的私人财产权不受征税权的非法侵犯,又使国家在纳税人依法让渡财产权的基础上奠定其存在物质基础,从而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增进纳税人的公共福利。     

论税权二元结构及其价值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税权概念存在着一些争拗,而税收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入和运用,有助于对税权内涵及其本质的深层解构。显然,税权作为国家税权力与纳税人税权利的统摄,并非仅仅是一种语义上的概括,而是税权力与税权利互为债权债务关系表里的必然,其主体不仅包括行使税权力的国家,还包括授权国家行使税权力的纳税人,而且始终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良好实现为依归。本文试图运用税收债权债务论和社会契约论来分析税权的概念和内涵,澄清税权的外观结构与内在本质,进而揭示宪政语境下税权结构生成的价值逻辑。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设置财产权总则编的理由和基本构想

本文从传统民法典中民事权利一般规定的缺失这一现象,探讨了传统民法总则的结构性缺陷,并以此为突破口,提出了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设置财产权总则来整合财产权利体系的构想。文章认为,以权利为线索构建的民法典中,民法总则并没有有效地起到区分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作用,对财产权利体系也缺乏科学的立法整合。在现代无形财产日益壮大,且无形财产立法呈分散化的态势下,传统民法总则失去了原有概念法学上的价值和地位,仅在立法形式和工具意义上有其保留价值,而财产权总则这种中介性立法层次则可真正有效地整合财产关系、厘清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在法典的统领性和立法专门化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     

从赠与视角看构建部颁税法规则审议机制——以财税[2001]28号、财税[2011]82号等为例

实务中,税收构成要件的认定贯穿于税法评价始终。税法评价旨在税企争论双方论辩中达成共识,其争辩借助并基于部颁税法规则。部颁税法规则一事一议,针对复杂的交易形式,提供交易定性的判定规则,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税法评价基于民法规则,与民商法具有内在协调性,而税法规则的缺陷在于罔顾民商法规则。于政策层面,国家财税主管机关应专设规范性文件审议机构,以提升部颁税法规则的法学素养,增进其法学品行,打通其与部门法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该类机构或可逐渐独立于国家财税主管机关,形成类似税务仲裁或税务法庭之类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