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访美谈香港基本法与实现平稳过渡

鲁平访美谈香港基本法与实现平稳过渡本刊特约记者在香港基本法颁布５周年之际，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鲁平，应美国亚洲协会、美国经济学会等多个组织和团体的邀请，首次率领多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     

一周大事(1991年3月11日—3月17日)

中国 吉布提总统古莱德访华 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于3月11日抵京,对我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中国动物胚胎技术研究获新突破 3月11日,3只具有同一遗传特征的仔兔在南京降生。这是国内首例采用细胞核移植方法获得的家兔后代。它标志着我国动物胚胎工程技术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鲁平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建机场原则立场 正在香港访河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3月13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政府对香     

《我是编辑》题解

电视片《围城》播放的时候,我从头到尾看全了,确实好,全家人都说好。片中那所三间大学,是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拍摄的;汪教授住的,就是我的岳父夏丐尊先生的平屋。老伴满子看了更加高兴,等于年逾古稀又回了一像女     

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健康发展——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访谈录

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健康发展———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访谈录●本刊记者７月１日前夕，自始自终参与香港回归决策和组织实施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心绪万千，成竹在胸。他认为，香港的回归，不仅是本世纪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的大事，也...     

袁宝华同志在年会闭幕式会上的讲话

这一次年会我没能从头到尾参加,看了大椿同志的年会开幕词和荫华同志向年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看了会议上介绍的几篇主要经验和宣读的沧文材料,很有启发。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这样两句话:“认识新鲜事物,创造新鲜事物”。我想在今天这个会议上,也把这两句话作为对年会的祝贺,并与同志们共勉。现在,借年会闭幕式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提几点希望。     

1982年宪法的前三次修改

宪法的修改一般有两种方式,即全面修宪和部分修宪。全面修宪即在不改变国家的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对宪法从头到尾或对大部分内容(包括结构)进行整体修订并重新颁布。我国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以来,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是对前一部宪法的整体修改。部分     

读者对《瞭望》周刊的期望

(一) 自从《瞭望》创刊以来,我这个农村基层干部,一直是贵刊的积极订户和热心读者。每期《瞭望》一到,我都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阅读一遍。特别是中央领导的指示,瞭望论坛,不止一次地反复学习,从中领会精神实质,了解中央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以及国内外的形势。因为《瞭望》周刊刊登的很多文章,是报纸和其他杂志所没有的,所以,每期《瞭望》我都保存得好好的,一有空,就翻一翻,从中受到教育。     

薛平贵与人才学——金台杂录之一

广播电台为了提倡并促进新兴的人才学的形成和发展,举办了人才学专题讲座,向广大听众普及人才学的知识。我没有从头到尾全部听。只记得其中有一讲是谈家庭对人才的影响的,举了一系列古今中外的例子来论证。有些例子举得很好,如说马克思的夫人忠于爱情,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断然放弃了富贵的生活,伴随马克思度过了艰苦的革命的一生。再如居里夫妇,由于共同的发明创造,对人类的科学事业作     

读《胡绳文集》有感

夏夜无事,断断续续地翻读《胡绳文集》。所谓“翻读”,就是打开目录,认为哪一篇应该读一下,就翻开来阅读,而不是从头到尾通读全书。过了一段时间,居然翻读过半。读着作者这些早年(1935—1948)的文章,时时引起一些感想,好象总是有些话要说,可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我感到这是一本有很好的思想政治内容和文化学术价值的书,是很值得思想文化和理论工作者读一读的好书。然而,它又显然不是一本“有趣味”的     

“110”在佛山

警务工作的改革并非自佛山始,但佛山却在学习别人的经验时又有了自己的创造。日前,记者在广东省佛山市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警察让广大市民觉得——“既放心,又方便”1995年3月30日凌晨4时02分,“110”报警台接报:一辆满载9吨油料的油罐车在佛山大桥收费站破裂漏油,现场交通阻塞。指挥中心立即通知交警、巡警、消防队、拯救队火速赶赴现场维护秩序,疏导交通,并报告领导采取果断措施。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油罐车被迅速拖走,泄漏出来的油料被全部清理,防止了一起爆炸事故的发生。这件事从头到尾,仅用了10分钟。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正>胡耀邦同志辞世已整整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至今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1981年3月,我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第一次与胡耀邦握手。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着较深刻的了解,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与胡耀邦同志相识是1981年春。当时我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1981年3月,我第一次列     

我眼中的中国

<正>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才39天大。在中国认识了奶奶、爷爷、姑姑、姥姥、大姨、二姨、大伯,好多人。我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就回到美国了。现在我去中国非常多,去了差不多九次了。有些年是夏天去,有些年是冬天去。不管什么时候去,每次都会看到新的东西。我妈妈和爸爸是北京人。去中国会住在北京。我现在已经去了15个省。从寒冷的东北到酷热的香港;从上海的高楼大厦到黄色沙漠的新疆,我都去过了。我跟爸爸、妈妈、奶奶、姑姑和爸爸的堂弟一起开车旅游。在中国旅游看到中国的好多好事和坏事。中国城市里有好多人,满街上都是。     

“彗星式”调研是官僚病

正何谓"彗星式"调研?一位乡镇干部说得好:省里下来个分管副厅长调研,市里要安排副市长陪,副市长叫上副局长,副局长又拉上业务科长。到了县里,再加上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分管副县长……一进村,人连成一串、车排成一队,从头到尾望过去,可不就像拖着一个长长尾巴的彗星?必须意识到,"人连成一串、车排成     

乔石与中联部

<正>1983年7月,乔石卸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我还记得,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     

父亲在信中这样教导我——“万万不能搞特殊”

<正>我常常怀念我父亲徐海东。我一生中,在他身边生活了33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一直在各方面关心我,特别是从政治上关心我的成长。从我懂事起,他老人家就一直在教育我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热爱我们伟大的军队,教育我要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我们的军队;培养我坚定的信念,教育我在政治上要做一个清醒的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要做人民的公仆。他老人家的身教     

学和思

我四岁发蒙,一生都在学习。只是到了19岁,才把学和思结合在一起,有了较大长进。我1955—1961年在北京大学读书;1961-1978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3年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四个单位都有一个"学"字。     

《告台湾同胞书》起草记

<正>1978年12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把我找去,告诉我,小平同志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一份《告台湾同胞书》,让我在三四天内起草     

我的学术生涯与心路历程

我受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教育、老解放区革命传统教育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左”的思想影响下 ,我受到三次错误的批判 ,思想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从 1949年到 195 7年我敢想敢说 ;195 7年受到批判后变为不想、不说或不想照说 ;在“文革”中又受到批判后变为敢想不说或敢想曲说 ;1978年以来力求善想善说。近 2 0多年来 ,由于我思想高度解放 ,理论上能够创新 ,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见解 ;尽管仍然遭到“左”的势力打击 ,但是依然保持独立学术品格 ,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冲出平静的港湾

我是在歧视的目光和狗嵬子的骂声中长大的。1959年,小学没“考”进,只好进民办小学栖身;1965年,可恶的家庭出身又把我扔进民办中学。1968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因为不论成份如何,这一年中学毕业生全部插队。1975年,我伪装成病残混入返城大军,做临时工混碗饭吃。当1977年我由一个四处打零工的下等公民顶替进了南昌食品商场后,我才觉得自己象一叶四海飘荡的孤舟,终于靠岸了。 25岁的男子,站在柜台里,我总觉得不舒服。幸亏我打临工时,木工、钢筋工、电工等十八般武艺全     

职责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延伸

<正>2009年的冬天,我从风风火火的业务前台转行到了看似平淡的纪检监察领导岗位,或多或少有些失落。然而四年的磕磕绊绊,经历了若干的纠结、困惑、释然和感动,我对这个更多地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连的岗位有了新的认识,也在实际工作中找到了价值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