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基层治理秩序演进的组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各种社会要素组织起来,理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可治理、能稳定的治理秩序。通过重新设计和安排多元社会主体的权能及其关系,组织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新的治理秩序。从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组织化方案经历了从“多元分化”到“一体整合”的重要转型,分别建构了专业化的秩序和协同性的秩序。两种治理秩序面对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分别遵循了不同的价值观,使用了不同的组织工具,也具有各自的正当性基础,形成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体系,内涵着特殊的运行逻辑。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路径,应以社会主体及其关系为中心,从主体结构、互动机制、问题解决以及秩序设计等组织化维度,理解和阐释基层治理的行动者、关系状况和治理效能,从而深入把握基层治理演进的趋向及其挑战。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中共城市社会整合思想与实践(1949～1957)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高度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并根据城市社会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的社会理想确立了城市社会改造的目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城市社会"组织起来",使城市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伴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五"计划的推进,城市社会被"单位化",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步步地得到强化。此后,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封闭型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共所进行的组织化或者说制度化的社会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建构的愿景。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农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农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基层党组织能否以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化,这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着党对农村社会的领导能否真正实现的重大问题。根据嵌入性理论,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面临农村社会结构变化、治理主体"多元"但"缺位"、农民价值取向多元化与趋利性并存、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战略调整等现实困境,处于"脱嵌"状态。要及时排解这一困境,基层党组织需从组织、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重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在双方有效互动中提升自身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

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居民生活所依托的共同体。基层党建创造性地运用富有弹性和粘合力的政党运行机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建引领机制是中国城市治理转型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机制,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党建引领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党组织适应环境发展变化,完成从组织覆盖到功能覆盖的转变,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党建引领机制的运行是通过"条块关系"协调、区域化党建、治理技术更新等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将城市社区各治理主体有效组织起来并整合资源的过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管理既要有现实的组织和资源的支撑,同时也要有观念和规范的保证,借助各种文化手段将自身价值诉求转变为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从而完成价值重塑的目标。     

“共生型治理”:城市街区治理体系再造及运作逻辑——以杭州市凯旋街道为例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街道"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落实治理之策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下,街区治理存在明显的"效能迟滞"问题,突出表现在治理成本过高和效能偏低两大困境。杭州市凯旋街道紧紧抓住"人"和"机制"两大关键要素,通过培育治理理念、再造治理体系,积极促进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力量之间的联动、吸收、互促,逐渐形成融合"共通理念、共识文化、共荣团队、共治机制、共享平台"为一体的"共生型治理"模式。这种重在彰显社会共生思想、营造良善街区生态的地方性创新实践,是对既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超越。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党建引领下“两新”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分析

党建工作的最新报告中,"两新"组织的现代化改革是新的治理目标。在开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中,如何发挥和进一步扩展"两新"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党组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加强党组织基层的社会治理解决社会矛盾,在社会创新发展中发挥真正的作用,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要点。党组织要在社会中开展"两新"组织的治理方法时找准"两新"组织的社会定位,切实分析开展过程中的困境,努力推进开展工作,找到最佳的符合"两新"组织的社会治理路径。     

地方人大立法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以广东省人大立法解决“邻避”事件为例

解决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发挥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面对当前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困境,地方人大通过立法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发挥顶层设计的优势,是优化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一种创新。诚然,地方人大在实际的立法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应当找准困境的根源,从而提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立法路径,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党建+商会”:乡村权威再造与秩序重建——以中部地区水镇为例

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村秩序面临多方挑战,如何重建法治社会乡村秩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乡村权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政府在自身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再造新生权威,不失为创新之举。"党建+商会"模式契合了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情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将其进行制度化吸纳是化解风险的路径选择。     

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机制"的双层分析,拓展了组织制度分析的局限,丰富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机制讨论。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耦合互动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单位社会"的解体,传统的"单位制党建"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同时,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耦合互动日益增强。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领导者,须以区域化党建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着眼于"社会人",把区域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党员组织起来,协调沟通区域内的各类社会单元,从而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以山西省阳泉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阳泉市近年来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初步构建起了"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治理新体系,同时仍有一些突出问题制约着阳泉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步伐,如部分基层党组织创新意识缺乏、基层治理人员缺乏、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治意识不强等。为此,必须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方式创新、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政治引领

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和社会自身的成长,给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诸多挑战,促使党不断进行自我革新、自我拓展和自我提升。目前,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现象,社会治理能力滞后于新时代的发展,少数党员干部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缺乏,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质量和进程。为此,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政治引领,从"管控"向"治理"转变,从"组织引领"向"功能引领"转变,从"粗放"向"精准"转变,以党建工作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融入社会才能凝聚社会--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社区党的建设乃至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以"强政党、强社会"为目标模式构筑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功能与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功能,又要促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与分化,形成分层分类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有形组织载体,与社区级组织网络建立直接而稳定的功能化联系,依靠党员个人影响,与邻里级组织网络建立间接性松散型个别化联系,使社区各类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中介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融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融入社会中整合社会.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突出条件管理 选优配强“班长”

村居党组织书记是村居各项事务的领头人,是村居各项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着力推进村居"班长工程"建设,严格条件设置、畅通退出渠道、建立后备梯队,努力打造一支优秀的村居党组织书记队伍,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与互助合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基础上,渐次开展了一场政府主导、基层社会有效配合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动员机制无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具体运作体现在政府与基层组织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政府着力于设立机构、落实政策、开展评选和表彰劳动英雄运动等行政动员以及媒体、文娱、标语等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则予以一般性、季节性与阶层性动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并举,构成了有效互动的革命动员机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乡村社会的基本程式。     

着力构建"两全治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北京市朝阳区依托区、街乡、社区(村)三级党组织和相应的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从纵向嵌入赋权服务群众和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两个维度入手,把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构建了全区域统筹、全领域协同的“两全治理”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