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结构化视野下村庄主体精英的村治行为逻辑

进入后税费时代,村庄主体精英如何承接国家资源赋予并实现村庄的自主发展是重中之重。村庄主体精英是相对于一般性村庄精英而言,是指在村庄内最具资源优势和动员特色,能够为村民和政府赋权的精英。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其行动的结构是由纵向上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正式结构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结构,以及横向上的家庭的私性关系结构与来自市场的利益关系结构交互构成。这种交互的结构体系既制约了村庄主体精英的行为选择,同时村庄主体精英的自我扩展性也生产了新的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以村庄主体精英为核心基点的复线治理状态。深度挖掘村庄主体精英的"结构—行动"的互构特性有助于深化和推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现代化。     

青年精英与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基于湖南M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田野调查

乡村发展的关键是要将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聚合转换，促进乡村“新内源式发展”。返乡青年具备专业多元、思维创新、文化素质水平高等优势，应抓住当下青年回乡创业的社会契机，使返乡青年精英成为链接外源资源与内生动力的关键性角色。本文以湖南M自然村为个案分析，探究青年精英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使村庄形成新内源发展态势的背景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精英在熟人社会中带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内生性动力在村庄内部激发凝聚，依托专业优势倒逼政府外源性资源投入，以提升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使内生性动力与外源性资源进行双向反馈互动；青年精英成立村社组织、制定行动策略，重塑动能形态，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事件搭接多元治理主体、助推乡村自治、孕育新兴产业，为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精英流出与农村稳定

大量农村精英流出是近年来农村稳定的直接原因;精英流动也成为资金、技术、知识、信息、观念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沟通以及村庄精英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为积极构建乡村稳定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精英流出也割裂了村庄的精英资源,对农村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组织建设、文化传承等都存在负面影响。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制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在村治中的契合性作用——以广西LH瑶族乡的白裤瑶村落为例

在少数民族村落,由于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承担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的传统民族精英对村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制度精英也以其法定地位实施对村庄的制度化治理。以广西一个白裤瑶村落为例,考察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如何在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发挥契合性村庄治理效应。     

免税时代乡村精英的流动与权力竞争——湖北省C镇X村调查及选举观察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及选举观察,分析了免除农业税后乡村精英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作者发现,乡村精英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流动性和竞争性特点,免除农业税之后,乡村精英结构及权力结构正处于激烈的重组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留守精英”与“回流精英”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冲突对乡村权力结构及治理状况有深刻的影响。     

精准扶贫中乡村治理精英对国家与社会的衔接研究——江西省XS县的实践分析

在社会组织化较低和村民个体化的条件下,治理精英成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扶贫工作、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通过构建基层政府、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的理论框架,本文尝试对治理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和乡村社会扶贫的关键力量的原因作出解释:其一,村庄内部人力、财力、文化等资源的匮乏使得普通村民群体难以肩负脱贫致富的重任,作为"弱者",他们更愿意依赖治理精英来实现这一愿望;其二,受到经济理性观念的影响,基层政府更信赖有声望、有发展能力的治理精英,富有治理精英的村庄因而更容易获取政府扶贫资源;其三,乡村治理精英无论是个人禀赋还是社会资源相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优势,在扶贫行动中他们更可能发挥核心作用。但是治理精英协作扶贫虽然在扶贫初期能够广泛调动社会资源、整合乡村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即体制内治理精英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和治理精英协作扶贫的脆弱性。     

村级治理的变迁、困境与出路

当前,农村村级治理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填报表格。其中的原因是,随着国家资源的下乡,为了保证下乡国家资源使用过程的安全高效,国家权力以检查、监督、规范、程序的方式随之下乡。国家权力下乡、村级治理规范化和行政化,导致了村级治理难以应对细小琐碎的农村公共事务,难以满足农民自下而上的多样化需求。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只能是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当前时期乡村治理的中心任务。     

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论广西乡村精英权力复位的产业动力——广西蔗区新农村调查报告之一

本文以广西蔗区新农村调查为基础,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变迁,指出当前乡村精英权力复位现象不是因为"治理成本过高"迫使政权力量退出乡村治理,也不是因为上层"为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的主动撤退.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产业利益通过寻找产业利益代言人,循组织化的路径来表达利益诉求.乡村精英们正是在产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权力复位并超越传统的角色定位.     

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解释——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带有高度政治任务的公共政策实践,具有"运动式"治理典型的特征。本文力图基于扶贫资源下乡入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就贫困地区"镇—村"场域的运行逻辑进行探索,揭示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是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村庄,村庄内部又形塑出何种的治理状况。承接扶贫资源入村的村庄具有结构破碎、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私人化"治理的特征,扶贫资源下乡入村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村庄的私人化治理,产生扶贫政策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问题,这让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形塑成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村干部和组织动员起来的贫困户才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行为主体,因此走出困境需要借助村庄党组织的动员能力,有效引导贫困户,并给予村干部党纪约束,才有可能形成重建村庄公共秩序,推动"镇—村"接点治理现代化。     

从专业精英代表制到大众代表制:人民政协的创新之路

在我国党政双层领导体制中,人民政协的民主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组织方式上,人民政协实施的是一种代表制,该代表制在整个代表制谱系中既不是传统的象征性代表制,也不是现代的委托代表制(或选举代表制),而是一种专业精英代表制,这种代表制无论在代表的实体标准、代表的产生方式还是与专业代表制(或职能代表制)本身的要求上,都偏离了现代代表制的民主规范,减损了人民政协的民主质量。变革人民政协的专业精英代表制,并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界别设置和政协委员的产生机制,从而建立大众代表制,是人民政协步入民主化进程的必经之路。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地位和资源优势的集聚——法国精英的个人发展路径研究

"精英统治"是法国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突出特征。国家传统、教育背景和职业路径决定论都无法完整解释精英群体统治地位的形成机制。基于深度访谈和简历信息统计,以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优秀毕业生为核心的法国精英在遵循"顶级高等专科学院-国家军团-中央政府-部长内阁-政府关键部门/公共企业"这一特定个人发展路径的过程中集聚起大量的地位和资源优势,并藉此获得技术精英个体和群体在法国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