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式治堵

<正>北京是在一个高密度的城市里,试图让各种交通方式"均衡发展",其结果是任何一种交通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甚至连走路都不方便了号称"史上最牛的治堵方案"并未在北京如期而至。     

地方政府在“转方式”中遭遇的制约及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在"转方式"中遇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传统观念;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体系;事权与财权的错位;改造传统产来的压力以及现行体制的缺陷。促使地方政府加快转变方式需要做以下工作:倡导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地方政府的职能由微观向宏观管理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成都经验解读:通过机制方法创新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的步伐

在行政管理实践呼唤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大胆尝试创新行政管理机制和方式。通过增加透明度、增强规范性、提高效率、强化服务意识等手段,着力打造高效、廉洁的新型服务型政府。作者以第三人的眼光粗略审视并肯定了成都市建设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所做努力,以期其经验能够在地方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示范启迪作用。     

地方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探索

地方文化资源是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依托,地方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利于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切实展开;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度,提高理论教学的实效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参与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地方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式方法很多,主要集中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走出去",另一种是"引进来"。     

论人大代表的质询权及其有效行使

质询权是宪法和相关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力,它具有不可放弃性、有限性、法定性和强制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多年来,人大代表质询权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人大代表的构成不合理,具有官员身份的人大代表不愿意启动质询权;许多兼职人大代表质询意识较弱,不知如何行使质询权;质询规则缺乏可操作性,人大代表难以有效行使质询权。对此,我们应完善人大代表制度和质询规则。应改变人大代表的构成,逐步降低官员所占人大代表的比例;逐步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要强化人大代表的质询意识,要在以下几方面完善质询规则:质询方式、时间的多样化;适度降低质询主体的人数要求;规范质询程序,明确法律责任;建立人大代表质询回避制度。     

推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新思路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改革的重大课题,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事关民生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目前来说,推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以"回应"为着力点,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以"迅捷"为尺度,力争"跑赢"媒体与舆情;以基层政府为重点,创新方式和手段;以互联网为平台,充分"借力"新媒体;以专业化培训为先导,克服消极防范心态和本领恐慌。     

中国政研会举办地方和行业(系统)政研会秘书长培训班

<正>2016年12月22日至24日,中国政研会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举办地方和行业(系统)政研会秘书长培训班。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宣传教育为重点,研讨分     

农地流转不是诱农取地

<正> 针对当前城市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的矛盾,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运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文章"。但原本理应"双赢"的政策,由于横亘其间的利益扭曲而变味:无论是"宅基地换房"还是"土地换社保",一些地方政府专注于谋地的多,着眼于农民利益的少。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网络问政的发展方向及态势

从广东省领导邀网民"灌水""拍砖",到地方领导开博听民意;从湖南"全球寻策计划"到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问计网友;从胡锦涛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倾听民意,到温家宝总理两次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问政于民;从两会期间的网络互动平台,到"网络问政"被写入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网络问政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重要的执政内容和执政方式.     

当代中国道德意识的文化意蕴及其新语境

道德作为实践理性,其诉求涉及复杂的社会目标和多重文化因素。道德意识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影响当代中国道德意识的文化因素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源头:有在日常生活层面仍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有起自西方现代性的外来文化;也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内生性的价值诉求。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共时性并存且处于矛盾冲突与渗透交融的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道德意识间的差异和矛盾在全球化的场景中以一种更加突出的方式存在。现代性价值诉求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仍将是全球化中普遍道德意识的基础。作为文化价值观念的道德意识内在地具有"一"与"多"的二重性矛盾,在全球化时代,以更加醒目的方式表现出来。     

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对策

地方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存在许多问题:信息不公开诱发极端行为,助长了反体制意识;预警和应急机制不健全,现场处置不力;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满情绪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宣泄。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建立信息情报收集制度和科学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应急能力与应急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对话协商机制。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漫谈“一带一路”倡议下来华留学生的管理经验

正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倡议的提出,得到了沿线众多国家的响应。国内许多城市都积极申报来华留学生项目,使留学生数量不断攀升,这给地方高校对留学生的管理带来了不小压力。经过数年努力,针对来华留学生国内地方高校建立了管理体系,为其提供各种实习机会和实习资源。许多地方高校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取得了可喜成绩。一些成功模式和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为留学生来华实习和就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地方高校多形式党课教学探析——以湖南科技学院土建系为例

"90后"大学生已经成为当前高校的主体力量,地方高校传统上的党课授课方式已经基本不能满足当前高校大学生的需要。创新地方高校多形式党课教学模式,应采取如下措施:融美育于大学生党课教学;在参观学习中体会党的精神;与国际形势有机结合;开设网上党课,深化教育成果。     

农民环境抗争与政府治理

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渐渐觉醒,其环境抗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白热化"阶段。然而,农民的自身缺陷与政府治理问题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通常选择体制外抗争或体制边缘抗争方式,这进一步加剧了暴力冲突或群体性事件的恶化。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法将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提高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以期达到政府、企业与农民的力量均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强化治理能力,确保政府环境治理的法治导向、民意导向和绩效导向。     

城镇化进程中应合理调控学校规模

<正>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教育移民"带来城镇教育的资源短缺、质量下降、区域教育责权不对称等问题。城镇学校快速扩张、超负荷运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班额人数达160人,以及上万人的初中和高中校,"超大班额"、"超大规模"在许多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比较

地方治理决策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受到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不同,具体表现为:美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资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无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要高,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相对要低;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多中心决策体制,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单中心决策体制;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以公民和社会职能为导向,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以政府和经济职能为导向.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法制保障问题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对强化突发事件应对具有重要意义。"5.12"汶川大地震显示,我国在突发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制保障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这表现在: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难以涵括重大突发事件,部分地方政府缺乏针对本地区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制体系建设的主动性,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资源供给不足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制保障形成严重制约,未能完全理顺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的关系。完善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制保障,需强化地方立法和政策的制定,增强地方政府的法制意识;发挥突发事件应对专门机构的统率作用,强化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组织建设;全面考量突发因素,强化对重大突发事件应对预案的制定等。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合理化探讨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支出偏高,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过大,开支不透明,成本数据不全面。其原因有:没有健全的绩效评估制度,缺乏完善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和预算管理机制,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交易成本上升。控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强化官员的成本意识,建立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估制度;建立政府会计制度;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规模和管理半径,构建"有限政府";建设政府信息化平台,以节约行政成本开支;建立独立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监督行政资源的使用;建立地方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降低行政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