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早期形成

本文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对比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可以借此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早期形威

本文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对比研究,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可以借此理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心目中的法与自由之图式

一、自由的界说 古往今来,自由一直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而又颇费时力的法哲学问题。许多思想家在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无不对自由这一范畴作出解释,但又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以马克思的名字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自由这一法哲学课题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但是,马克思的法哲学自由观亦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固步自封的学说,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法哲学自由观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宪政思想初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宪政问题没有专门的著述,但他们对宪法、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宪政要素深刻的阐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宪政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宪政的批判与超越,为无产阶级宪政观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为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指明了科学的发展之路。     

哲学在马克思法律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法律思想演进的过程中,哲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马克思总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建立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且注意汲取他人哲学思想中的合理成份,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来指导自己对包括法学在内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马克思在建立法律思想过程中,把目光投向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并以此为突破口,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思考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因而表现为他时时处处注重现实,倾听现实呼声,回答现实问题,把     

论主体性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取向

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主要是通过对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中主体性范畴的批判过程中创立的,它立足于"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去理解和改造主体性范畴。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把主客体看作是实践活动的历史生成;主客体的统一不单纯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同时,马克思的主体哲学坚持实践理性之路,因而马克思哲学的目的不仅是对世界作出正确的理解,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变革现存的世界。由此,他探索人的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他的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浅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有它自己的过程。马克思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提出了国家是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国家观的提出为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下的罗尔斯的正义论

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观点中对正义的叙述来对比罗尔斯的正义观有助于我们对正义这一人类政治哲学中永远的主题的理解。马克思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正义,要实现社会正义就要从根本上即从分配的基础——生产上来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才是社会的正义之本。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而罗尔斯的正义观则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人学思想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启示

人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问题是马克思始终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础。马克思人学思想中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对人的价值的探析、对人的平等的论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构想,以及马克思关于死刑的观点和看法,都足以表明马克思是死刑的理性反对者。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死刑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现状,从马克思人学出发,阐述马克思对人学和死刑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未来进行思考。     

法律与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略论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的法律思想是他的社会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基于理性 ,对现实社会及其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和否定 ;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同样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他把法律看成人类社会的一种暂时现象 ,这种观点根本上来源于他对工业化所开辟的人类社会历史前景的乐观态度。因此 ,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深刻性与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洞察是分不开的。换言之 ,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问题性 ,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反映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公司治理模式演化争论的法律思维根源

对全球公司制度的演化趋势,统一论与分化论的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根源在于论者法律思维的差异,并突出表现在现象与标准、法律与事实、宏观与微观、技术与社会等几对范畴上。立足于法律的本质并关注公司制度的选择问题,分化论有说服力;而统一论则因把法律问题简单技术化、混淆事实与规范选择的差异而有明显局限。因此,应当坚持理性的法律思维,坚持公司制度国际演化的"功能统一、形式分化"二元观。     

习近平依宪治理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

本文从分析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经历的不同阶段逐步形成依宪治理思想的历史线索出发,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依宪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思想特征以及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等等重要文献为依托,详细分析了习近平依宪治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及制度化要求,指出习近平依宪治理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价值是树立宪法至上的法律权威,其实践意义是推动宪法实施,使宪法作为根本法在实际中能够真正起到法律所应具有的调整人们行为、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为规则的作用.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理论背景。就自身理论主张而言,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政府合法性获取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有利于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诉求,对转型期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谱写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

<正>伟大时代诞生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征程。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Indicators as a Technology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use of indicators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glob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are used to compare and rank states for purposes as varied as deciding how to allocate foreign aid or investment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states have complied with their treaty obligations.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cept of an indicator, analyze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indicators as technologies of governance, and identifies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use of indicators has the potential to alter the topology and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indicators can affect processes of standard setting, decisionmaking, and contest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indicator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re analyzed as case studies.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

互联网通过虚拟技术使人们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在线生存的基本样态。它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互动范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形式,形成了网络社会独特的时空观、权力观和人际观。中国当下坚持的集权主义、行为主义和国家主权的网络治理逻辑,正在受到技术的严峻挑战。网络技术逐步生成了一种网络自主空间,并形成了一套以技术编码和自治伦理为主的技术治理方式。技术治理方式区别于以国家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方式,甚至在某些场合对法律治理方式产生制约。人们需要运用法律蕴含的价值和法律治理的有关手段,对技术治理进行有效归化。技术治理水平的提升,又为法律治理手段、边界和治理结构的调整提供动力和可持续的约束力。正确处理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二元共治结构,是提升中国网络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前提。     

互联网治理之初探

分析和介绍互联网的基本概念,论述互联网因其新奇性而出现的新问题,分析互联网规范与治理的理论、模式及其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

源于私人生活中财产权人授权他人分享自己财产权实践的行政许可,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府规制与治理工具。作为治理工具,行政许可承载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目标,规制有时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当行政许可被限定为规制工具时,可以假定其核心是实现对特定行为的控制,具体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准入控制、行为监管以及许可的执行。尽管许可制度具有筛选市场主体并对他们进行识别和规制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