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本土化人才危机"与乡村基层治理困境——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村治状况、问题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指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走入困境,是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机"所致,并初步解析了乡村人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乡村人才成长制度、村干部选任制度、乡村利益分配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从而提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政治)重构的内容,推进基层民主并没能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中日逾凸现的矛盾和难题.目前农村社会的改革问题实质上是乡村基层的社会重构问题.化解农村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有序重构乡村社会组织以实现与国家重构的良性互动,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路径探析

<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不断提高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进而建设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促进乡村振兴。     

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之道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乡村治理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融于国家治理的大体系中,又要维系乡村现有秩序,保持乡村社会的独特性。面对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如乡村社会的离散化、基层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变弱、礼治与法治冲突、乡村发展缓慢等,必须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共治与善治,促使礼治与法治的共生融合,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繁荣美丽。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过去的解释提…     

汲取传统文化菁华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要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的良好社区氛围,实现乡村振兴的乡村文明、治理有效,必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其中深入挖掘和发挥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可以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无缝对接即插即用的优秀文化因子。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论共产党执政前提下的法官独立

我国的司法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设计者和实施者都面临共同的困惑:在共产党执政前提下怎样构建司法独立体制。法官独立作为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自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正是对这一被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了在共产党执政前提下如何构建法官独立机制的思路。     

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特征

社区养老服务已成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特征,无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理论研究,还是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实践指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贫困和扶贫方式的财政学思考

在我国,贫困问题是令人十分担忧的重大问题之一,而贫困的消除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扶贫方式的选择是我国政府财政面对的重大课题。在当前,政府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财政分配制度,加大对基础教育投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等措施,来逐步消除贫困。     

论建构法治化的党政关系

党政不分的弊病很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党政职能的科学分开。建构法治化的党政关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理顺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党的领导和发挥国家政权机关职能作用的有机统一。     

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必须“胆子要大一些”,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必须坚持辩证思维,要有科学的方法。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从政党比较的视角把握我国党政关系的发展思路

党政关系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经长期探索,至今没有彻底解决.思考我国的党政关系必须从新的视角注入新的理念.从政党比较的视角,通过与自己历史比较、与本国现实比较、与苏共比较、与西方政党比较,进一步认清我国党政关系特点、本质和基本思路,是研究我国党政关系的新探索.     

党内选举失真及对策思考

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种种失真现象 ,由此构成对干部权力合法性的严重挑战。要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应该以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为前提 ,以构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关键 ,以实施“城市带动农村”战略为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