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苏联亚太外交新战略的突破点

1986年7月,当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首次就亚太地区问题阐述苏联的外交立场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对这种被称之为"新思维"的外交设想只是表示了谨慎的欢迎度,认为其宣传价值高于其现实意义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随着苏美关系的逐步改善,欧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以新思维为主要内容的苏联亚太新战略开始了顽强的起步:积极推进亚洲地区冲突"热点"的解决、努力缓和地区性紧张局势,以中苏和解为基点全面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所有这些,明显改善了苏联以往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被动     

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第三世界外交的基本态势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究竟采取了什么方针政策,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近年来苏联"对第三世界采取了收缩方针",并认为"当前苏联对第三世界采取的战略收缩态势在短期内无力改变"。另一位学者却认为,直至1987年,苏联在军事方面,仍在亚洲、近东、非洲之角及黑非洲"保留着主要据点";在外交及商业方面,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相互联系还是很紧密的"。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少数地区确实采取了"收缩"的方针,但对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维持了以前的状态,而在其中的一部分地区甚至加强了外交攻势。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及其对苏美关系的影响

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在短短的三年时间,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政治新思维"对苏联以往的政治理论、对外战略以及当今世界格局作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评价,并推动苏联在广泛的外交领域采取一系列主动、灵活的行动,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作为苏联外交战略重心的苏美关系,近年来显示出有限的缓和,在某些领域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本文将从试图分析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内容入手,对苏美关系近年来的变化及其发展前景作出评价。     

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治思维”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政治思维"以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理论界发表了大量言论和文章,对"新政治思维"作了阐述和补充,使之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新政治思维"作为苏联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已被运用于苏联的外交实践之中,并正在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1986年至今,两年多来,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全面的,现仅就其同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新政治思维"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运用试作初步分析。 1.对美国-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频频发动和平攻势,既对抗又对话,力求改善关系苏联外交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戈尔巴乔夫强调:"美国是一个强国,我们要同它一起生存,同它建立关系。这是现实。尽管我们两国关系矛盾重重,但很显然,在保障和平方     

双重性的外交——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反思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3年8月斯大林去世,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成功也有挫折,既有成就也有失误;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战后几十年来,它影响着整个苏联的对外关系。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或者如何评价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呢?笔者认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双重性,它在苏联战后追求的目标、对西方的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外政策的后果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本文便是力图从"双重性"的角度,探讨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提出一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日本的“太平洋共同体构想”

"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是七十年代末日本为了适应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根据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提出的长远战略目标,它为今后二十年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行动制订了一条基本方针。"构想"正在有关国家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和关注。今后随着"构想"的发展,将对国际经济关系和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软实力外交探析——以非政府组织为视角

众所周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层面。除了加紧向亚太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军事、经济手段之外,通过软实力外交来影响和塑造亚太各国成为美国从"文化"层面"锁定亚太地区"的关键一环。其间,非政府组织凭借自身优势在美国的亚太软实力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政府组织在亚太地区开展软实力外交主要有三条路径:(1)通过"文教经援"输出美式文化;(2)通过"选举监督"扩展美式"民主";(3)通过"舆论引导"彰显美式"自由"理念。面对美国软实力外交的全面攻势,中国如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及文化发展的自主性,成为当前中国亟需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软实力外交事务的能力而言,一方面应加快消除中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存在的诸多障碍,在此基础上,鼓励境内非政府组织积极成为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得力助手。另一方面,中国非政府组织有必要对国内研究力量加以整合,在"保持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自主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领域形成研究网络,进而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更易于为国外受众所接受。     

震倒苏东大厦的"新思维"

从1987年开始全面推行的"新思维"外交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改变苏联东欧乃至世界形势的政治"大地震":1989年失去依托的东欧发生剧变,再两年苏联寿终正寝,两极世界瓦解,冷战结束."新思维"外交的"能量"之所以如此"巨大",就在于它从指导思想到理论基础都存在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的错误,戈尔巴乔夫以此为"法宝"指导对外实践,终于导致亡党、亡制、亡国的历史性悲剧.     

苏联行为的根源

凯南是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之一。《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因署名X,故有"X论文"之称。X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是乔治·凯南第一个公开发表的、阐述其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著述。虽发表的时间较久,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基于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分析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中苏关系恶化前,中国在对南关系上与苏联保持一致;中苏关系恶化后,南斯拉夫与苏联一道成为被批判的修正主义对象。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双方都担忧会遭到苏联的武装入侵,由此开始接触并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开展合作。根据南斯拉夫外交解密档案,中南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分为破冰期、试探性接触期、高级代表团互访、领导人互访四个时期,推进中南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对于社会主义认知的变化以及中南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战后苏联在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过程中,把中日关系纳入了反美的冷战政治战略;在这种实用主义战略下,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鼓动暴力斗争,既破坏了日共在国内斗争的地位,也使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便受到挫折;而在朝鲜战争造成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后,苏联又背离中苏同盟寻求单独对日议和,陷于孤立的新中国对日外交走上了曲折的"以民促官"之路。     

参与还是回避——TPP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区域战略应对

在美国的主导下,相比亚太地区原有的众多自由贸易协定,TPP谈判呈现"高标准、宽领域"的特点。倘若TPP机制完成全部谈判,极有可能超越"10+3"、"10+6"等既有机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然而,TPP各谈判方在基本谈判模式、农业、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劳工及环境标准、投资等众多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一方面,TPP机制"高标准、宽领域"的特点增大了完成全部谈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任何区域合作机制若要在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都难以承受中国的长久缺席。有鉴于此,无论美国推动TPP谈判是出于外交战略考量推动"亚太再平衡",还是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国都可以多重FTA机制为战略依托,应对TPP机制的潜在挑战。只有如此,才能既不过早陷入TPP机制的束缚,又不至边缘化于亚太区域合作的主流制度进程之外。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中国的安全环境及战略应对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渐突显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在欧洲。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战略格局、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全球和亚太地区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伴随着欧洲苏联集团的崩溃,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逐渐由重视欧洲大陆而变为东移亚太地区。     

美国亚太安全体系的构建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正>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国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当前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中美在努力推动"跨越太平洋的合作"、避免双方战略意图误判的同时,也在亚太地区就地区影响力和塑造力进行激烈的竞争。面对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体系对中国的战略挤压,中国外交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部署,以更好地维护和拓展自身成长壮大     

六十年代以来的公众舆论、外交政策与美国政冶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戴维·纽瑟姆最近指出:"外交事务与外交在美国往往是具有党派色彩的国内政治问题","在美国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外交作为国务活动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超政治的"。纽瑟姆大使的评论就其适用于美国的情况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越政策的政治分歧、吉米·卡特由于把"人权"和"道义"主张作为他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政策而得以入主白宫,罗纳德·里根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的     

“间接消耗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苏联安全战略再考察

中苏交恶造就了中国的反苏战备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由于苏联威胁难有定论,中国只得同时推进战备和经济建设。而苏联和越南的扩张刺激中国先后实施了外交公关和边界作战等措施,并形成了通过打击苏联的盟友来消耗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强力对抗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于是调整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即以"间接消耗战略"破解苏联的战略包围,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备战改为裁军。到1985年,中国决策者最终确认苏联威胁是有限的,并将安全判断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苏联为摆脱沉重的负担而约束盟友,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     

冷静看待美国重返亚洲

"重返亚洲"是美国近年外交姿态最高凋、宣称次数最频繁的战略主张.面对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严峻的挑战,美国加快了对外战略调整的步伐,把"重返亚洲"作为外交政策调整的"头等大戏",反复强调属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就开始着于战略重心的调整,强调"将我们在亚太区的存在和使命列为重中之重.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将留在这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投书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阐述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新思路、新转折、新行动,强调亚太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宣告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强化联盟体系,从而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美国的领导作用、保障美国的利益及推进价值观.美国把强化亚太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复苏的关键和外交事务的重心,目的就是要全面恢复并增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发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领导作用,保持在这一地区无可匹敌的影响力.     

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作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国家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上采取何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大国外交的趋向。野田新内阁已经明确表示参加TPP谈判。日本热切参加TPP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重振日本经济,在地区问题上纠偏中美关系,制约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参加谈判可能给日本国内政治带来分裂,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美国《外交》季刊1947年夏季号登载了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其作者乔治·凯南在该文中阐述了"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从此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政策被冠以"遏制战略"或"遏制政策",凯南也因此享有"遏制之父"的称号。凯南作为美国最著名、资格最老的"苏联通",战后四十多年来在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大量著述、对苏战略思想一直在为人们所研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