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谣”与政府公信力

"官谣"作为官方对外发布的一种虚假信息,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官谣"的本质是权力任性滥用。在网络谣言泛滥成灾的当下社会,"官谣"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法治是抑制权力任性和傲慢的一把利剑,建设法治政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官谣",才能正本清源,重塑政府取信于民的正向声誉。     

谣言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功能

谣言是一种据称是真实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说法。影响谣言可信度的因素通常有个体所持的态度与谣言是否一致、谣言的来源是否可信、谣言传播的次数以及针对谣言举出的反例。从个体层次来说，谣言有吸引人们注意事件、还原最初的解释、激活知识结构以解决问题、增加人们探索世界动机的功能。从群体层次来讲，谣言的功能在于对模糊情境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应对威胁等。未来的研究除进一步探讨谣言及其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外，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发动机制及如何平息有害的谣言。     

政策谣言的生发与治理

政策谣言即未经证实合乎政策事实的民间政策传言;只有那些完全缺乏政策事实的政策传言才是真正的政策谣言,其他的属于准政策谣言。政策谣言的生发诱因主要包括政策价值的重要性、政策信息的模糊性、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多个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助推了政策谣言的传播;政策谣言的典型传播机制主要有社会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等。政府应从五个方面提升政府的政策谣言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政府公信力;强化政策的宣传、解读与回应;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水平;建立健全辟谣工作系统,分类治理政策谣言;加强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监管。     

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的非法攫取,网络制谣、传谣成了一些人非正当谋生的手段,加速了网络谣言肆虐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民名誉、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法定职责,决定了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是时代赋予它的新使命。受网络传播特性、网络规制法律体系及其监测技术现状的制约,公安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既要强化自身的日常监管,又要设法寻求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网络媒介、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才能增强打击网络谣言的实效性和长久性。     

关于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现象的思考

社会谣言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即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或自然现象所产生的不确实信息.它的形成和传播受到国际政治斗争、国内社会变革和人们的认知判断能力、信息道德水准和信息管控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入信息时代,社会谣言的传播出现了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蛊惑性强,隐蔽性强,无意识传播和非理性传播的新特点,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为此,在信患时代,必须从政府的信忠能力建设、民众的信息道德建设和创建和谐通畅的社会空间等方面入手,加强对社会谣言的管控.     

评价的社会建构功能探析——以布什的演说为例

本文基于评价的相关理论探讨评价的社会建构功能。文章以布什的演讲为例,分析政治演说中的评价在建构道德形象、权力身份,建构意识形态与听众/读者的立场,并协调与听众/读者距离的功能,指出评价最终为建构某一社会意识形态框架下的群体服务。     

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运用和治理新媒体的思考

正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新媒体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新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满足社会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也给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应急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今天的新兴媒体不再是政府的"解释者"和"鼓吹者",更不是政府独掌的"传播者",它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客观立场。本文对新媒体时代政府正确处理突发事件提出几点建议措施,并试图在两者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和危机问题。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治理

由于时空差异性,以及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西方学者总结出谣言的经典传播公式需要作适当的修正和调整,才能更贴近中国现实。在对谣言传播设定指标体系时,除了考虑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件重要性、含糊性、戏剧性等因素,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环境和媒介体制等因素。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网络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为: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造假,从而引起网民的注意;通过网民强大的复制粘贴重复的力量,让人们相信谎言,企图弄假成真;使用一系列敏感词汇,在网络上形成明显的二元对立格局;通过媒介动员大V助推,推动谣言的传播与发酵。基于此,可采取以下策略进行治理:联动辟谣,发挥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优化科学传播手段,提高公众理性;缓解社会矛盾,扩大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述论

面对近现代以降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造成的极权和奴役的盛行,欧克肖特以"观念论"哲学和对知识类型的认识为基础,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政治词汇的复杂性、对政府的怀疑以及政治活动的性质等角度着手,对理性主义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解构,论证了意识形态政治之不可能性.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人”——对“公民”概念中国境遇的政治学考察

政治话语的变迁透视着政治文明的转型。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公民"概念的引进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开端,而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每一次转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每一次政治转型的需要,"公民"概念都被其它貌似相关而实有极大不同的概念所覆盖或取代。作为对生活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一般性称谓,"公民"概念的中国境遇集中体现了政治场域中个体社会成员的地位与境遇。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都存在身份的焦虑,对政治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意识形态身份政治再到法治下的权利身份政治的转变。     

迈向非庸俗化的有机知识分子立场——基于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视角的党校教师角色定位分析

在当下的体制中,党校教师群体具有鲜明的个殊性。＂又红又专＂成为其最为贴切的注脚。但若以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视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群体可以归入＂有机知识分子＂范畴,一方面,他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建言者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与政治中枢保有适度的批判距离,以避免立场的＂庸俗化＂,而这一切又统一于党校教师群体的日常实践。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公民文化》的研究方法分析

阿尔蒙德和维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开创了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个体成员的主观政治态度和心理取向模式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通过概念的操作化使政治文化成为可进行经验观察的变量,然后以微观个体层次上的变量汇总来反映宏观总体层次的政治文化,以此探究政治文化与稳定的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尽管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并导致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但它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的传统却影响深远,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

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与政治革命紧密相连,政治权力的介入让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生成机制的核心要素。作为传播链条上的受众,被嵌入到由资本所构造的经济关系之中,受众的物化遭遇同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普遍状况形成机制上的一致性,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接受机制的内在逻辑;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持续强化,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解读"的"抵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此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走向。     

“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的多重解读

“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动因机制的多重解读 1．传播学解读：网络传播的特殊性 首先，根据传播学中“选择性接触理论”，即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人群或内容加以接触，从而形成了群体认同。网络技术使网民不断接触和强化一致或接近性信息，于是，看似多样化的信息最终在网络的互动下形成了一种“回音壁”，暴力被不断强化和放大。     

政治社会化路径下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一定程度上面临政治社会化路径不畅问题,引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淡化。本文在"路径一目标"分析框架下,以农民工为考察对象,对509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传播、政治学习与内化、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这四条政治社会化路径,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治学习与内化、文化传承与整合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直接促进作用,社会传播经由政治学习与内化以及文化传承与整合、社会环境经由文化传承与整合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间接促进作用。政治社会化路径的整体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中国正被日本极右势力透支利用

正7月1日,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确切说,仅就安倍内阁的这一次"政府解释",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事件本身,都不算特别重大的举措。长期以来,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就一直处在宪法解释的边缘,围绕所谓"拥有但不能行使"的立场,曾有过多次不同的"政府解释"。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鸠山一郎内阁时期、60年代的佐藤荣作和70年代的田中角荣时期,其"政府解释"都重申因宪法限制而不允许     

探析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矛盾及其化解路径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其实现过程包含多种矛盾,由于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分析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过程中的两大主要矛盾,即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的矛盾,科学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网络环境特殊性对两大主要矛盾的催化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切实满足人民的需求、实现理论宣传大众化、建立人民的诉求表达机制来化解网络对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之间矛盾的催化作用;通过加强监管、推进制度建设科学化、跟进补充真实信息来化解虚假意识形态入侵在网络中呈现的复杂局面,以求实际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在中外学术界广受关注。关注公民的态度、情感等心理倾向,对于理解公民在既定制度与政策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尤为重要。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和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中国公民投票和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并验证政治效能感、信任、权威人格等政治心理因素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投票和其它政治参与行为中的作用差异,以期探索和发现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