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拐点的地方经验与政策意涵——基于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持续的反腐败斗争高潮,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和采取有力措施,使得各级政府的廉洁水平出现了根本性好转。本文基于2013～2017年度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的廉洁感知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地方腐败治理的廉洁拐点正     

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影响因素及其挑战

影响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因素包括三大类:参与能力、参与意愿、参与机会。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比以往有所提高,尤其是在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网民积极揭露腐败现象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总体来看,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公众对腐败的危害认识不够;对腐败的容忍度仍较高;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畅通等。要提高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效果,需要提升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动力——强化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提升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素养——培养公众参与反腐败的能力;健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创造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机会。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但其是否会直接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程度则有待经验研究的验证。通过对G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近70%的受访公众感知到其所在的县/区党政机关总体清廉程度较低。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发现,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与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绩效、文化和信息三种机制显著影响着公众的清廉感知差异。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其感知到的清廉水平越高;有行贿经历和被索贿经历的公众与没有这些经历的公众相比,前者感觉到更低程度的清廉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行贿和被索贿经历会直接减少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被索贿经历比行贿经历更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而腐败容忍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工作满意度。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廉洁教育对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影响研究——基于对河南省10所高校学生的调查分析

廉洁文化对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而廉洁教育对个体文化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对河南省10所高校828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感知到的腐败程度比较严重,腐败容忍度较高,从事腐败行为的意愿较为强烈。在宏观层面,文化观念和信息传播对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廉洁教育对大学生的廉洁意识有着深刻影响。研究结果为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支撑,对培育提升大学生廉洁意识以及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具有积极作用。     

十八大之后的腐败形势:三个维度的评价

人们在评价腐败形势时往往将测量腐败与测量反腐败的指标相混合,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腐败测量框架,指出对腐败形势应该从腐败程度、反腐败强度和腐败风险三个维度分别进行评价。在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建设举措和成效的基础上,本文应用这一框架评价中国当前的腐败形势:总体来说反腐败强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在加大惩治力度、强化党内监督和完善党规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程度明显降低,但腐败现象仍具有集团性、日常性、顽固性的特点,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风险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水平,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社会的腐败演变"倒U字"形曲线拐点正在出现。     

廉洁政治:概念与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建设并最终建成"廉洁政治"应当作为我国反腐败的终极目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实务界有关廉洁政治的研究和运用中,呈现出"只知其用,不知其义"的特点。因此,专门探讨廉洁政治的概念并予以明确界定仍是十分必要的。在回顾已有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理论及文明史等多视角的辨识之后,本文认为"廉洁政治"就是"廉洁国家",在中国即"廉洁中国"。"廉洁中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廉洁政治有三大标准,即"低水平"、"可持续"和"零容忍"。腐败程度、腐败容忍度等可分别作为这些标准的指标。香港有关腐败接触率、腐败容忍度的实际调查数据可作为建成廉洁政治的标杆。     

建设廉洁政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任务

当前学术界描述了廉洁政府的两种形态,即没有腐败或低程度腐败的形态和有廉洁行为的形态,认为反腐败和廉洁行为培育是廉洁政府建设的两个主要策略。回顾历史,建设廉洁政府历来都是受到了党的建设的推动,意识形态引导、惩治性反腐、制度性反腐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实践的三个主要模式,对新时代全面建设廉洁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新时代建设廉洁政府,必须将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其中,在理论上将全面建设廉洁政府作为重要历史任务,在实践上实现反腐败策略与廉洁建设策略的整合。     

行贿者视角下的公众腐败意识

本文基于杭州和南昌的公众腐败意识问卷调查,从行贿者视角研究公众的腐败意识,探讨影响其行贿意识的因素。通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腐败容忍度越高,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对人情往来这种传统习俗的认可度越高,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越认可给领导送礼是有利的或值得的,公众的行贿意识越强;受教育程度高能弱化公众的行贿意识。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廉洁文明的政治生态,需要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少人情往来和送礼之风等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也需要对公众加强思想教育,降低其对腐败的容忍度,进而有效遏制行贿、治理腐败。     

价值观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一项跨国性研究

<正>民众对腐败的态度,尤其是腐败容忍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腐败容忍度的差异,不仅与腐败的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还会对反腐败施政和政府治理改革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现象是,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存在着个体差异。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构成了文本的研究主     

反腐败要着力制度创新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斗争。要想取得成功，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搞廉洁政治，必须从制度和法制建设入手。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新法律、新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同样需要新法律、新制度。腐败现象既然与改革相伴而生，那么，改革中发生的问题还是要靠制度创新来解决。一句话，制度创新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只有制度不断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才能活力永存。如何实现制度的不断创新，仍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目前而言，反腐败制度创新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制度创新要把握关键点。要紧紧…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     

廉政领导力建设：未来我匡反腐败的重要抓手

制度、科技和廉政领导力是当今世界各国反腐败的三大主要手段。廉政领导力在反腐败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廉政领导力建设是实现廉洁政治的必由之路。当前各级官员要提高廉政领导力，必须提高对腐败形势的认识，充分整合制度与科技的力量，注重运用激励机制，在处理腐败事件中提升廉政领导力。     

反腐民本主义：内涵与模型

民本主义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将民众视为国家治理的根本。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民众与之始终脱离不了联系。民众是腐败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也是治理腐败的重要力量。反腐民本主义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反腐败以增进民众利益为终极目标。这是反腐民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元素,其他方面均由此衍生而来。第二,了解民众对反腐败的需求。第三,降低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第四,增强民众对反腐败的信心。第五,为民众参与反腐创造条件。政府必须提供民众参与反腐的渠道,保护民众参与反腐的权利。第六,解决民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新加坡反腐败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１９５９年新加坡成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府。政府成立之初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公共部门都弥漫着腐败气息，公务人员团体贪污受贿的现象屡见不鲜，个人以权谋私的行为更为普遍。经过一段短时间的治理之后，新加坡转变成为世界公认的政治上最廉洁的国家，其中有许多反腐败的经验值得总结。政府是一个公共管理部门，仅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在反腐败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取得的经验，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反腐败斗争的连续性 新加坡政府成立之初，针对公共领…     

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与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

<正>反腐败绩效公众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公众对反腐败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和政府信任,也会影响到反腐败的全面胜利。浙江省的实证数据表明,公众的反腐败绩效感知受到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基层公务人员的印象及其民生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基层公务人员印象、民生满意度对公众反腐败绩效感知均呈现正向影响关系,相比     

铁的纪律是贯彻落实中央反腐败精神的必要手段

当前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消极腐败现象仍以相当严重的态势蔓延,如大要案、顶风作案上升,腐败行为从低级别干部向高级别干部蔓延,腐败主体由个体向团体发展,腐败由隐蔽向半公开、公开发展,形势十分严峻。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尽管在党政干部队伍中严重的腐败分子是少数,但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愤慨。对党和政府来说,民心不稳,党心不稳,是最大的隐患。从近20年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看,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及早取得这场严重政治斗争的根本性胜利,关键要以铁的纪律和手段,保证中央反腐败精神的贯彻落实当前,反腐败…     

中国法治反腐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是反腐败主体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各个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的反腐败思维和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新常态。确定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廉洁发展、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反腐败目标体系是法治反腐的前提。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廉政法治实施体系、培育廉洁法治环境、持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实现法治反腐目标体系的科学的路径选择。     

关于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败教育战略

为了有效地反腐败,香港廉政公署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执行、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的战略,而教育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宣传廉政公署的反腐败职能,提高社会民众关于反腐败的知识,动员社会民众参与反腐败,通过营造社会大环境增加腐败者的成本.香港廉政公署通过实施反腐败教育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民众对腐败有了基本认识,对腐败的容忍度日益降低,支持反腐败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香港廉政公署反腐败教育战略,为我国的反腐败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灰色收入"与腐败以及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灰色收入"是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滋生地。少数政府官员利用特权大肆攫取"灰色收入",是导致腐败蔓延的一个直接原因。必须从现存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缺陷上来分析和认识腐败本质。腐败的物质基础是政府对社会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当前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现实基础是不对称的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建议精简政府机构,公开办事程序;削减公共权力,减少"灰色收入";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查处惩罚力度,推进反腐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