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严峻挑战,网络空间安全和发展战略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而如何妥善处理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日趋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其突出体现在经济贸易、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三大维度。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在虚拟世界里的复杂关系,正反映了两国在实体世界中长期角力而催生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对中美掉入网络空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中美两国应在不同层面通过不同路径降低双方对彼此在虚拟世界中真实意图的不确定性,化解困扰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跨越网络空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假敌人比假朋友更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评《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就呈现出震荡不稳的特征。在宏观上,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从＂非敌非友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到＂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的变化;在微观上,中美关系忽好忽坏,容易受意外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两国双边层面,而且具有世界性。鉴于此,阎学通先生在《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原因,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     

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中国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问题自然被提上对外政策的议程.海外利益在整个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推动外交政策转变的动力因素,既来自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更来自于国内结构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发展以及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     

“大国情结”下的萨科齐政府对外政策分析

近代几百年的光荣历史使法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大国思维传统,这种大国思维深深影响着法国历任政府的对外政策。即便是在二战后,在周力下降的现实面前,法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从冷战中戴高乐主义的出台,到冷战后挑战美国的霸权,无不是这种大周情结作用的产物,作为戴高乐主义继承者的萨科齐政府也不例外。本文旨在从法国大国情结的形成、发展和对萨科齐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入手,分析萨科齐政府对外新政策的实质及其影响,为我们正确认识现阶段和未来的中法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后重新获得了动力,但仍需要解决一些理论和经验性问题。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的看法不同,西方意义上的大国更多时候是great power,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大国观,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大国,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也是从major power入手推动的。但美国显然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一个great power,而这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接近美国,但追上美国仍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速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使之与经济总量相匹配。但是,中国有必要赋予great power以新的含义,围绕提高中国人均收入以及全球共同发展实施大国战略,建设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外交政策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结盟政策的演变.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竞选和就职以来,展现出诸多非传统、非常规的个性特质、行为习惯和施政方式,其多项政策举措持续引发争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在政治心理学的人格理论看来,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是驱动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根源,深刻塑造了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使其在权势、利益、秩序、道德等很多国际政治基本概念的理解上与往届政府多有不同,总统角色的演绎成为其个体人生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全神贯注于提高‘神圣的我’的价值地位。基于对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各方面成绩的梳理,文章认为这种人格兼有其正向和负向效应,在提升了政治决策的效率、集中性与专注度的同时,容易在个体层面产生认知盲区、组织层面导致小集团思维、国家层面缺乏利益竞逐的战略性和目的性。特朗普主义容易沦为总统本人的个体叙事,与美国的国家叙事出现分野。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确保了国内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外交原则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做出了新的判断和阐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国身份更加明确,大国外交内涵更加丰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必将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大国特色更加显著,大国风格更加明确。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国家主义视角:缘起与流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中主要的研究范式之一,国家主义将国家带入了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中心。由于对"国家"概念界定的不同,国家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单一国家路径、国内结构路径和制度路径。本文在梳理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辨析和比较了这些不同路径的主要命题,指出了它们相互融合的基础,并揭示了国家主义理论对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意义。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确保了国内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外交原则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做出了新的判断和阐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国身份更加明确,大国外交内涵更加丰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必将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大国特色更加显著,大国风格更加明确。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和而不同与异而不和——关于中美战略目标、利益趋向与政策框架的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一方面不仅在多个领域存在利益的交汇点,而且在战略目标层面及对外政策上也能在一定条件下寻求到对话和合作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双方在战略目标、利益趋向和政策框架上存在着本质区别,由此决定了中美关系具有和而不同、异而不和与和中有异、异而相争相互影响、各有侧重、交错推进的基本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两国在战略目标、利益趋向与政策框架的比较分析,揭示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与发展前景。     

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兴起的国家本体安全研究提供了理解身份与对外政策关系的新视角。本文旨在评介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探索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身份稳定的本体安全是国家的需要,情感是连接这一需要与对外政策的中间动力机制。信心或焦虑、尊严或羞耻等动机性情感推动各国政府选择强化和巩固身份的对外政策。本体安全理论揭示了国家行动的习惯性和情感性逻辑,启发我们制定合理的身份管理战略和国际话语战略。     

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

当代中国是中国传统之内和之外的中国。它以改革——包括对内对外国策改革——超越了先前的中国传统,但同时又以复杂精致的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因而是中国和中国特色的。本文拟选取几个与中国的对外态势和对外政策深切相关、但又更为广泛的中国的观念和行为特征,指出它们的传统中国特性,并且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国家方向和对外政策方向。     

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政治社会化关系之考察

建国初,依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已经达成的社会政治共识,党对知识分子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基本净化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的旧思想,弱化了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立独行的怀疑、批判等个性特征,达到了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目的,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化。随后提出的“双百”方针,推进了知识分子与党和政府在理解基础上的适应并互动,稳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维系了当时的政治体系。     

微观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官僚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外援政策

美国的外援政策,以美国对外战略目标作为其政策目标,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然而,外援并非简单抽象的跨国资源转移,而是由无数微观层次的项目和工程构成,并由众多官僚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这些官僚机构分属美国政府各部门,并且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外援具体事务中享有高度的自主裁量权。本文运用政治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外援政策中的委托人问题对政策输出的影响。外援政策的特征,决定了官僚机构在美国外援决策和执行中享有高度自主裁量权。由微观层次上分散而自主的官僚决策所产生的外援政策输出,与既定的外援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必然存在偏差。外援分配的实际情况也表明,美国外援政策并没有根据对外战略目标变化而及时调整。相反,美国外援分配呈现出很强的惯性,而且外援分配实际原则和外援政策宏观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偏差。因而,对外援政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所谓外援战略的宏观评述,而需要分析微观决策和实施层次的机制和过程。     

中国的东盟政策:误解与正解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全方位推进,加之近年来南海争端持续发酵,国外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炒作"中国正在分裂东盟"的论调。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仅一直公开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认可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角色,而且全力发展与东盟组织的关系,通过参加GMS合作助力东盟一体化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高度重视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的作用。中国不但没有谋求分裂东盟,反而全方位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了应对国外部分学者的炒作、消解部分东盟国家的疑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除了继续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扮演领导角色外,还要加大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落实"双轨策略"的力度,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国—东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合作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