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和他我--跨文化日耳曼学视角下文化异同认知互动性

文化异同研究是跨文化日耳曼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此期间,跨文化日耳曼学已奠定了文化异同学的理论。本文以文化异同性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诠释学视角界定文化异同性概念和互动认知基本范畴,阐述他我文化认知特性、认知前提及理解方式,由此确定他我和本我这一文化异同认知互动性。     

权威与媒体性--关于德国的跨文化讨论

权威和媒体是跨文化讨论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本文从文化、民族志、文化殖民主义、人类或机器、电视的认知布局与跨文化性和超文化性来探讨"权威和媒体"这一重大题目.     

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不同文化理念和文化行为方式.由此所致的跨文化问题影响不同文化人员间的交流与合作.鉴于这一新时代新问题,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应对21世纪的挑战,促进不同文化人员间的交流.本论文从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出发,从跨文化认知特性与跨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问题及跨文化理解前提三个方面,通过中德跨文化交际的实例论述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     

中法跨文化管理交流会

2011年10月31日,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携手武汉大学法语系,中国法国工商会共同举办以中法跨文化管理为主题的研讨会。这次活动为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创造会面的机会,对中法跨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和项目中的跨文化关系的管理方式进行交流。研讨会于31日早上8点30分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报告厅开幕,中国驻法国前大使蔡方柏先生、武汉大学副校长李斐以及法国驻武汉总领事兰博先生参加会议并致开幕辞。高校和企业之间的顺利合作使得此次研讨会聚集研究者,专家,行政人员,企业管理者及大学教授,他们在研讨会中围绕以下主题进行交流：     

民族的日耳曼学者——纪念欧洲19世纪人文学者雅各布·格林逝世150周年

德国19世纪著名人文学者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及威廉·格林(Wilhelm Carl Grimm,1786-1859)兄弟因其《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享誉世界。在中国,人们对格林兄弟的认识也主要局限于格林童话。对于格林兄弟、尤其是雅各布.格林在法律、日耳曼民间文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领域开创性的、历史性的贡献却鲜为人知。本文将通过回顾雅各布.格林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展现他是如何探寻德意志民族文化渊源,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这些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不但对19世纪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相关学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延续到了今天。     

德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意识调查

本文采用Kuhn和McPartland的个人态度测定造句法,要求德语专业本科生分别用中国人和中国、德国人和德国以及美国人和美国作主语分别写出三组句子来,然后,应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将各组句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十个名词和形容词从句子中分离出来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具备了基本的跨文化意识,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样本对中国人和中国、德国人和德国的印象比对美国人和美国好。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了变化。以1958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界,在此之前,受国内"解冻"思潮的影响,苏共中央放松了对学者国际交流的限制,重新开启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初,在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苏共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抗与交锋的趋势。6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撤销,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关系再次陷入混乱与僵局。     

文化管理：从多元文化主义到跨文化策略——由法国政府驱逐罗姆人事件引发的思考

去年发生的法国政府大规模驱逐罗姆人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体现了法国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管理模式,然而这种方式无疑没有很好解决文化冲突问题。跨文化又叫交叉文化,是指在对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接受和适应它们。我们应该强调不同文化间的跨文化对话,因为只有相互理解与沟通,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     

“本我和他我”理念的试借用

本刊在这一期中发表了留德博士王志强先生的论文——一《本我和他我——跨文化日耳曼学视角下文化异同认知互动性》,它是一篇深含哲理的文章,作为读后感,引发了将其理念通俗化并借用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杂想,特书写此短文。王博士的文章引论自日耳曼学者,本文则侧重于中文的成句、     

试析跨文化交流中的借词现象

一、所谓借词 借词又称外来词,即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借用的词语。作为语言三大要素（即语音、语法、词汇）之一的词汇则对社会的反映最为敏感、最为活跃、最为突出,对文化的传播最快捷。而借词是丰富和发展词汇的方法之一。     

跨文化诠释学视角下的跨文化接受：文化认知形式和认知假设

基于跨文化诠释学视角下文化认知假设，跨文化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我和他我辩证互动性的影响，本论文试图阐述跨文化接受的基本认知形式、跨文化理解的几种假设和由此所致的跨文化冲突形式，以此界定跨文化诠释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论跨文化理解困境类型——以中德两国的文化行为比较为例

迄今为止的跨文化沟通理论建构都基于跨文化沟通的正面性,但是综观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实践,人们不难看到,各种文化间存在着彼此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使在了解他我文化,并已具备文化认知前提和跨文化接受条件时,依然会遇到问题和困境。本文从跨文化认知特性出发,对由此所形成的跨文化理解困境进行探讨,确定三大困境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在华法企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探究

法国企业进驻中国已有三十个年头，从最初尝试性合作到如今生产销售的大融合，法企不断探索在华生存的最佳模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元化使市场环境产生差异。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矛盾与阻碍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市场中同时存在。人才成为科技之后的核心竞争力。适应中国市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能帮助企业揽得更多人才，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分析不同法企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调整的方式，探索法企在华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的有效措施。     

跨国企业中上下级信任关系的构建——以德国外派管理人员对中国员工的信任构建为例

信任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企业中的外派管理人员因为文化差异而无法取得子公司员工的信任,从而阻碍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本文以跨国企业中上下级信任关系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了跨文化上下级信任构建的特点并制定了德国外派管理人员对中国员工信任的构建模型。     

经济运行方式、企业管理模式与民族文化多样性——首届中法跨文化管理国际高峰论坛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与中国企业积极谋求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首届中法跨文化管理国际高峰论坛于2010年9月24日到26日在上海松江召开。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通过主题报告、主题会场等方式,就民族文化多样性对经济运行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导致企业管理中文化冲突的主因,企业管理普遍模式与地方传统的对接,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文化与管理创新,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趋势和方法等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提高跨文化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提出了各种有价值的观点。     

从跨文化视角看针灸在法国发展概况

针灸在法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研究分析针灸西传的过程,能为我国对传播中国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经验和参考。如今在法国,不仅接受针灸治疗的法国人的数量开始增加,教授针灸、中医的培训学校在法国也逐渐增多,学院招生数量也有增加;法国的针灸科研工作也有很多突破。本文从接受理论的观点入手,分析针灸在法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试为我国对外传播文化提供建议。     

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建立中国的东南亚学：为什么、凭什么、做什么

本文呼吁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下设立“东南亚学”二级学科,并从人类社会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和平发展并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需要以及大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从中国具有独特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知识与理论、拥有充足的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力资源和学术平台、有着培养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才的探索回答了“凭什么”的问题;从注重多学科与跨学科创新实践、注意官产学和东南亚国家四方间的联动与合作、虚心学习西方区域研究并有超越它们建立中国特色“东南亚学”的眼界和心胸三个方面回答了“做什么”的问题。     

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德媒体对话”

在2008年11月举行的“中德媒体对话”上，中德双方就德国媒体涉华报道是否客观公正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性结果。笔者认为中德两国在国家文化、媒体文化和个体三个层面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文化在定义媒体世界的客观公正上的不一样，这场争论必然无果。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上升到跨文化层面。但这一学术性理想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更并非短期内可实现的。中方至少可向德方传递这样的信息：德国媒体塑造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