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台工作

1966年,正当台湾海峡两岸私下接触日趋热络,中共领导人将进一步拓展和平统一之路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从这时起,一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止,党的对台工作出现了停滞或曲折发展的复杂景象。但应该看到,在那艰难的十年,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依然尽着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迂回地做了许多对台工作。这一切为日后两岸关系的发展保存了一脉生机。     

不现实的提法最好不提——对“工会干部不是官”提法的质疑

本文是无锡读者张经济同志给本刊的信,对本刊是个良好鞭策,深表感谢。同时,希望广大工会同仁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努力把“探索与争鸣”专栏办好,不负广大读者期望。     

试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本文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应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本文侧重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后来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谈成型时期的中共党史学

成型时期的中共党史学科在理论和方法、党史研究、史料积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化趋向,为党史学走向成熟,建立了一个比较丰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     

也谈“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及其“色彩”——对卢大勇同志商榷说的质疑

前不久,卢大勇同志在《当代青年》报上撰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值得商榷,把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联袂而合称”,是“‘左’的余孽尚存的一种表现”。其理由是,思想和政治有着概念上的区别,思想工作中如生活的引导、文化上的交流等,“与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现代思想工作”的形式、内容、目的、要求等,都没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了。我对卢文的观点难以苟同,特在这里提出几点质疑。     

第八讲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它的性质是什么,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至今人们还在议论、反思,想求得一个正确的回答.一、“文革”的发展过程     

地方志应该记述“文化大革命”

读了今年2期《理论导刊》陈元方同志写的《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一文,觉得很有启发.这篇文章,对于地方志该不该记述“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以说论述得很全面很详尽了,这也是他多年来领导编写陕西新编地方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体会与思考.他的意见,我是完全赞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

列宁在论述政治错误与理论错误的关系时曾强调指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末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同样,要完全弄清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错误,也必须找出它的理论根源,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这一理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从原则上作了批判,     

对一个提法的质疑——思想政治工作能“保证企业社会主义方向”吗?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保证企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其实,这种说法夸大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作用。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方向的含义问题。所谓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本任务的要求。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企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要求看,企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主要的就是要发展     

“工薪阶层”的提法不妥

近来颇为流行的“工薪阶层”一词,笔者以为不妥。 1.“工薪阶层”含义看似直观,是指那些以工资为个人收入的社会群体。可照这个含义推断,“工薪阶层”包括了所有挣工资的社会成员,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还是各类企业的职工,以及科、教、文、卫等部门的知识分子等,都包括在内。一句话,“工薪阶层”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     

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县志中不可缺少的一笔

近读《理论导刊》第2期发表陈无方同志《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一文,对陈文关于编志工作应排除“左”的干扰,设专志(章)实事求是地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观点完全赞同.县志是一县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无论是县级领导者,县以下各级干部、工作人员,或者是庶民百姓,只要阅读本县地方志,就能弄清本县状况,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指导自己行动.县志要发挥其本身作用,就得稽实求真、秉笔直书.     

对“依法治党”的质疑

最近以来 ,有关“依法治党”的问题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的争鸣也随之展开。集中起来 ,有两种意见。一部分学者认同“依法治党”这一提法 ,认为依法治党可以规范党的领导和党务活动 ,是党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对“依法治党”这一概念的具体理解和运用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对“依法治党”这一提法是否适合于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质疑。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不同意在党的自身建设中直接运用“依法治党”这一概念 ,他认为 :“党不是国家组织 ,而‘法’又是一个国家范畴 ,把国家的‘法’直接用于党内不合适 ,容易混淆不…     

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前不久,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提出,要对广大党员深入地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最近,解放军总政治部又发出通知,要求部队专门用一段时间来进行这一教育。这对全党全军全面完成整党任务和推进四化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否定,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些年来,仍然有     

质疑“价格优势”

在近几年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价格优势”一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不仅国内“价格战”前赴后继,国际市场也在低价攻势下被摧城拔寨,“Made in china”所显示出的“价格优势”似乎所向披靡,难道价格真的能成为我们的制胜法宝?     

“国学”质疑

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人家讲"科学",你总不好讲"反科学";人家讲"民主",你也不     

新编地方志应设专志记述“文化大革命”

《理论导刊》1992年第2期刊发陈元方同志《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一文,以坦诚的历史精神和明若晴空的文字,率先对近两三年来新编地方志在记述“文革”问题上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观点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层次地评析,并深刻的总结了陕西编志经验.可谓一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笔者作为方志学研究人员,完全同意陈文     

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本文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周恩来坚持反对“极左”,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最先提出并全力推进整顿工作,同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力图尽快结束“文革”     

“父母官”质疑

现在的领导干部在老百姓那里有许多别称，最普遍的，就是挂个“官”字招牌，尸位素餐的被称为“庸官”；专干蠢字的被称为“昏官”；以权谋私的叫“贪官”；造福民众的就叫“父母官”。显然，当官当多IJ了王。义士。母的份上，肯定是个好干部，于是言者喷喷，听者恰恰，似乎得着了莫大的荣誉一般。然而，凑近（党章），捧起马列主义的本本，看看想想，便觉这夸奖里包含着批评。“父母官”，其实是封建社会里的一种标榜，形式上，他要求各级官吏视民如予，骨子里却是封建等级制的典型体现。（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     

试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九年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的结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几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在学习和宣传《决议》的过程中,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深入研究“文革”历史的时候,许多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为此,本文试就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广大理论工作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的由来

新提法的内涵形成显示中共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完整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位列中共中央对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对这个在毛泽东时代就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名词,许多人在似曾相识之感中确信, 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其内涵已大大丰富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胡锦涛用这短短20个字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国内外观察家对此评论说,这不仅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美丽图景, 也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参与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终提出,实际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