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奖励相关问题研究

行政奖励是行政主体用来管理事务时配合使用的一种手段。目前在我国没有相关的立法对其进行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行政法律行为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理论界对行政奖励的适用有着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对行政奖励的部分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从行政奖励的方式、范围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行政奖励诉讼初探

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 ,行政行为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化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奖励就属于迥异于传统行政行为方式的引导型行为。由于法律关于行政奖励的规定不同 ,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行政奖励争议。这些行政奖励争议引发的行政案件反映了新形势下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     

行政奖励的制度化思考

行政奖励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合理合法的使用它能有效地提高行政部门的管理绩效,然而,行政奖励在现实中却被严重的扭曲,不但没能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给行政部门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本文意在通过对行政奖励理论的梳理,反思和检讨其扭曲的实践,提出完善行政奖励的制度化建议。     

“有奖发票”法律性质之探析

"有奖发票"是我国税收征收管理的一种新方式,因此,"有奖发票"的法律性质尚未明确。"有奖发票"是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有奖发票"不同于行政奖励,是行政指导行为,税务机关的兑奖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明确其法律性质对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是重要的。     

从美国的环境执法看非强制行政

在环境执法领域,美国行政机关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等经济协调手段、金融手段以及行政奖励诱导和鼓励投资者遵守环境法规,并通过信息公开加强执法者与管理者的交流、沟通,促进、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和执法,这种非强制行政执法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美国的非强制行政理论与模式对于我国建立以人为本的行政执法机制、促进法律运行的现代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非强制行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非强制行政以行政主体依其职权主动做出,不以强制行政相对方服从、接受为特征,具体行为方式有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等。非强制行政是政府行政定位的转化,是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权益的重要方式,对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奖励的创设权分析

本文首先将行政奖励分为优胜奖和参与奖两类,而后对行政奖励的创设权进行了分析,认为行政法规范可以创设优胜奖和参与奖,而行政规范只可能创设参与奖,并且行政主体可以在无规范依据自主作出参与奖。     

论《行政奖励法》的立法思路

运用行政法上的行政奖励理论来考虑《行政奖励法》的立法思路是一个误区。行政奖励不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要区分作为国家荣誉制度组成部分之一的政府奖励和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之一的行政奖励。在此基础上,《行政奖励法》的立法思路主要包括:其一,《行政奖励法》应改为《政府奖励法》;其二,《行政奖励法》的制定要与《国家勋章法》相协调;其三,《行政奖励法》的调整内容包括政府荣誉称号、政府奖章以及与政府荣誉称号、政府奖章、国家勋章相关的物质奖励。只有循此思路,才能有助于《行政奖励法》立法工作的顺利展开。     

On the Exploration to 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Syetem Regulate the Executive Power

行政评价是源自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活动作出的自我评价,通过行政评价可以衡量行政行为的好坏.行政评价的结果伴随着奖励与惩罚,以此来激发行政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实现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行政评价作为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是在行政自制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价体系,通过在源头上遏制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规范.     

基于行政评价的行政权规范研究

行政评价是源自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活动作出的自我评价，通过行政评价可以衡量行政行为的好坏。行政评价的结果伴随着奖励与惩罚，以此来激发行政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实现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行政评价作为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是在行政自制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价体系，通过在源头上遏制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规范。     

能动与重构：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诉讼制度路径抉择

在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行为和行政法律关系趋向复杂化,传统的行政诉讼制度出现缺失。时下,司法能动主义在我国法院系统和法学理论界备受关注。为适应公私合作背景下纠纷问题解决的需要,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面临选择司法能动还是制度重构的抉择。结合中国法治实践,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是比较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     

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税务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的税务行政听证程序已经难以发挥保障行政处罚公正合理的功能。因此,必须从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正确看待听证制度的社会价值,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引入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概念,扩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明确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对象,进一步扩大听证申请人的具体范围,完善告知程序和审查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从结构—功能视角看中国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了完备行政监督体系以及相当完善的行政监督机制。各种行政监督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行政监督机制仍然存在监督不力、监督功能发挥不足的问题。本文根据结构决定功能原理,分析了行政监督功能发挥不足在其结构方面的原因。提出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必须立足于其整体及组成部分在结构上进行优化,使行政监督机制产生最佳功能。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之检讨

商事登记制度是我国经济立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商事登记行为的性质为行政行为,更进一步说商事登记行为在一般行业为行政确认行为,但在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风险大对公众影响面较广的特殊行业为行政许可行为。应从商事登记制度的目标和价值入手来界定商事登记必要记载事项的相对统一的标准。商事登记的效力也因主体不同、登记事项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商事登记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有必要予以完善。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特质及其功能困厄

受制于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司法被赋予了行政性、调和性及伦理性等典型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之定纷止争、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等独特功能及其实现困厄。对此作反思性审视,或对当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论我国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范模式选择——基于德国主观主义模式与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的比较

我国行政法不具有规范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功能。德国和法国都将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纳入了行政法的规范,但两国基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采取了不同的规范模式。比较德国主观主义模式和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综合考虑两种模式的功能完善程度和对我国的适应程度,我国应选择在安定性和合目的性之间予以调和的相对主义模式。     

从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看行政诉讼的出路

最高人民法院为解行政诉讼受地方行政非法干预之困，颁布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希望通过提高行政诉讼审级和异地交叉管辖的办法抵抗行政干预。但仍不能使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及时、有效和公正地回应社会的需求。行政诉讼制度的实现与政制具有互补性，只有在宪法上获得足够的制度支持，中国行政诉讼才有可能真正突破当前的瓶颈。     

中法两国公务员救济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完善中国公务员救济制度为视角

在法国,为了防止行政主体的侵害,公务员具有行政上的保护手段和司法上的保护手段;在中国,公务员只能通过申诉控告维护自己的权益。中法两国在公务员救济制度方面的不同缘于两国在公务员关系理论、权利规定及行政诉讼等方面的不同。借鉴法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完善中国的公务员救济制度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摒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第二,扩大公务员权利范围;第三,完善公务员救济途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行政公益诉讼与权力控制

行政公益诉讼是纳税人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其不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因而同传统的诉讼相冲突。尽管如此，公益诉讼在维护纳税人利益、控制行政权力方面有着独特的制度价值。参考国外立法例，我国应打破对原告适格范围的限制，引入行政公益诉讼。为防止滥诉，法律既要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又要对其受案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