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可称之为转型社会 ,转型社会具有有别于常态社会的基本特征 ,对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规范和描述对于我们分析把握发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转型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转型视阈内的中国民主文化转型

民主文化转型可以理解为从一种民主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民主文化类型的转变过程。社会转型一方面对民主文化转型构成基本规定,并从总的趋势上作用于民主文化转型：另一方面又对民主文化转型形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有着自身的特征。相应地,中国民主文化转型就有着自身的表现。当前,促进中国民主文化转型,有待于克服中国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消极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路径、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变迁

中国的崛起植根于其正在加速的社会转型.近代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有复杂的引起“冲突和转变”的内外因素,也有文化与文明的多重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博弈;其路径选择既要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有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所制约的自身特色.中国当代全球化进程的社会转型,需要在改革实践中化解文化的特殊性与文明的普遍性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速度、方向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这里需要的是开放包容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发扬光大、东西方文明的相济融合,是本土文化对世界现代性文明的回应超越,是多元文明的互补发展.     

历史不容否定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更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     

历史的拐点只有两次——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式改革

对中国的改革历史进程,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做大时间段的全景式比较研究。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社会转型,第一次以商鞅变法为标志成功实现了由奴隶制、分封制向封建制、集权制的社会转型,其后封建时代持续不断的都是修补式的改革。戊戌变法拉开了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序幕,当代改革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未竟之社会转型的延续。     

中国慈善的传统与现代转型

中国慈善演进过程中,存在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经历了近代与当代两次历史转型。传统慈善是一种养济型慈善,无论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理念,均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体现了对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并非自身发展结果,而是千年未有变局的时代要求。近代转型后的中国慈善,开始从养济型向教养型转变,但也表现出一种夹杂新旧、兼具中西的“过渡时代”特征。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则正式起步于21世纪初,目前尚在进行之中。当代转型之际的中国慈善,出现了全新的事物与观念,但仍保存着部分传统习惯。梳理中国慈善的传统历史与两次转型可知,中国慈善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其理想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其对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丰碑——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程与启示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步入劫难的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其中,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9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90年的历程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还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龚育之研究中共历史的心路历程

龚育之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他博闻强记、学贯两科,知识底蕴丰富,理论功底深厚。从1975年10月起,龚育之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方面。他治学严谨、精钻细研,从诸多方面为中共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龚育之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与他本人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概而言之,龚育之研究中共历史的人生轨迹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丝不苟编文献阶段（1975年10月1988年3月）;殚精竭虑著党史阶段（1988年3月-1999年3月）;“自由翱翔”写札记阶段（1999年3月-2007年6月）。     

我心中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充分反映出全国     

中共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思想资源看，研究者己从中西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遗憾的是，不少研究者对作为和谐社会命题重要思想来源的中共历史文化传统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产物，有深厚的中共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也可以说，和谐社会命题既源于中共历史文化传统，又是对中共历史文化传统的新提炼、新概括、新发展。     

论中共五大对党的建设的历史贡献

中共五大对党的建设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五个方面:初步健全中央领导机构,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完善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系统,提出党的组织建设新举措;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一次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形成专门的监督机构,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完善党的各项制度。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1921年7月,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     

社会转型与党的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

近年来,党的公信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公信力建构的原有手段作用减弱,迫切需要引起重视。党的公信力遭受冲击与当前的社会转型直接相关,经济市场化、社会开放化、文化世俗化,这使党的公信力建设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党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提升公信力,就必须根据变化的环境,重新调整自己,在理论公信力和实践公信力建构方面均作出努力。     

民众生活蕴藏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内潜力

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蕴藏着民族生存的密码,依生存环境及文化基因而形成特定生活方式。当鸦片战争西方侵略引起民族生存危机时,民众生活与西方主导的世界殖民贸易大市场相连接,成为开启工商业化社会转型的突破口。民众生活方式变化孕育了近代工商市场观念,成为近代重商思想、平等观念启蒙的源泉,以及推动制度改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动力。直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民众生活世界中蕴藏的规则与原理,仍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和源泉。     

论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提出了挑战.执政党实现由传统的人治权威向现代的法理型权威的转变,是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应对我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探讨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的确立与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提高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发挥政党的价值和功能.     

中国社会传承制度渊源追溯与历史演变

男系传承是近代之前中国家庭血缘关系延续和传承的基本模式,无论皇族、官宦之家还是普通百姓均遵循这一传承之制。近代以来,皇权被废除后,经历民国和解放以来的法律和政策推动,男系传承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当代而言,在男女平等原则之下,制度上的男系传承失去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但在民间社会,惯习对其仍有一定维护作用,并影响着民众实践。     

中共十八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十八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十八大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理论、发展动力、主体条件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总结概括和解读,进一步阐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为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

2012年是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瑞安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明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新型城市化为主战略,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抓手,大力实施七大行动计划,全面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宜居宜创业现代化大城市,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国社会原型与转型的历史分析

社会原型研究是社会转型研究理论根基的历史追问.和合本位、仪礼本位、宗法本位和土地本位构成了中国社会原型,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和母本,在"历史时空"的延续和发展中,由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及外来文明的冲击,其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异,但中国社会的"基因"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原型转型的重要外在因素,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四大标志构成了社会原型的四个阶段.     

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是大讲阶级斗争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延安整风时期;1955—1956年;1957—1958年;1959—1965年;“文革时期”。“反党集团”的最后结局分为三类：彻底平反;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仍维持原结论。对“反党集团”这一问题,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成“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帝和法律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