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基建计划的现实与前景

2016年底,特朗普以"使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的口号入主白宫,重振美国经济是其主要施政目标。为把经济拉回增长轨道,特朗普制定了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要通过推动税务改革、精简法规、重谈贸易协定和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四大经济政策,并辅以"美国优先能源计划",以达到下一个十年创造2,500万工作岗位,经济年均增长率4%的目标。特朗普认为,美国基础设施多年失修,破乱不堪,因此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计划出资1.5万亿美元,重振美国基础设施。然而,限于经费、立法以及地方利益集团的局限,特朗普的基建计划进展缓慢,难见实效。     

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视角下的俄美关系

近些年来,俄罗斯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重振大国雄风的意愿越来越明显.美国因此竭力通过各种途径阻止其国家复兴.而美俄两国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较量,正是美国霸权图谋与俄罗斯民族复兴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单极世界诉求与多极世界呼声的碰撞.中国应充分认识由此引起的俄美关系的变化,做好定位,为推动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巴西外交政策右转的原因及前景

近年博索纳罗就任总统后,巴西外交布局出现明显变化:大幅度向美国及其极右翼盟友靠近;对南南合作及全球治理不感兴趣;以意识形态亲疏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无意领导地区一体化。巴西外交政策右转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不仅是博索纳罗总统个人政治倾向的体现,也与其核心支持力量极右翼保守派的推动密不可分,同时也离不开特朗普政府的示范作用。巴西亲美反多边对外政策实践的国内基础并不稳固,还与博索纳罗重振经济的目标相悖,拜登的胜选进一步加大其推进难度。巴西意识形态外交虽对中巴关系造成一定困扰,但难改中巴友好合作大局,两国务实合作的前景依旧广阔。     

美国TPP战略的动机及其对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美国TPP战略既是美国外贸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对WTO全球多边贸易秩序的系统性突破。它不仅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重振其国内脆弱经济的努力,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重大转变。本文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下美国TPP战略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各种经济影响。模拟结果显示:TPP加入国家福利增加,而非加入国将受损,一个不包括中国的TPP将使得中国福利受损,贸易条件恶化。中国需要迅速建立包含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同时应根据自己的长远利益构建针对美国TPP战略的其他对冲性政策。     

海湾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海湾危机形成具有多方面原因,并产生巨大影响:它引起阿拉伯世界内部严重分化,使中东问题更加复杂化,反映了美苏缓和的形势下世界并不太平,标志着美苏在地区冲突问题上进行合作,联合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湾危机也对世界经济形成很大冲击。危机后,美国将更加放手在中东建立它领导的地区新秩序,中东地区的各种复杂矛盾不会消失。     

试析当前美国社会活力的困境及走势

美国社会活力的走势与其所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政治、文化、族群关系的变化等息息相关,因而是观察美国实力地位的重要指标。受全球化、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及人口变迁等因素影响,近十年来美国出现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规模萎缩、福利负担加重、社会资本和移民相对减少等现象,族群矛盾和社会裂痕也有加深的风险,其社会活力遭遇一定困境。奥巴马政府的改革延续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传统,是美国重振硬实力和社会活力的重要方略。目前这些改革虽遭遇不小的阻力和挑战,但美国社会活力得以延续乃至兴盛的社会制度和人口基础依然存在。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的内在矛盾及制约因素

美国总统克林顿上任后,已就重振美国国内经济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内外经济政策提出了计划和蓝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亦曾在国会全面阐述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新战略。因此,克林顿新政府已初步拟定了全球战略调整的总体目标和某些具体内容。但是,美国政府能否顺利实现其战略调整的构想,恢复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推进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模式,以及巩固和协调与其盟国的战略关系,依然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困难。     

美国亚太战略中的经济因素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奉行的内外政策,既要利用和拓展新兴市场以重振本国经济,又要使新兴市场的发展不至于挑战美国的战略地位。在亚太战略中,尤以如何应对经济崛起的中国以利于美国的经济振兴,成为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考量。本文着重探究美国对亚洲的经济政策考虑和战略意图之间的相互影响。     

1993年西方的经济形势及其影响

一 1993年是克林顿政府企图“重振”美国经济,“欧洲统一大市场”开始正式运转,日本政府更迭、谋求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年;美国经济略有起色,日本经济萎迷不振,欧共体经济更加恶化,西方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生产和流通领域问题不少、难以解决,形势相当严峻的一年。 (一)低速增长持续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西方国家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仅1.1%,较去年的1.7%还要低。这样,自1990年以来西方经济增长处于很低水平的局面已持续近4年之久,这是战后以来西方经济发展史中罕见的现象。     

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调整及其前景

一、对克林顿施政半年多的初步评估克林顿执掌美国总统大权已近7个月,他以“变革”的精神,围绕“恢复国内经济”和“重振美国”这一中心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其内外政策已基本成型。 (一)把解决经济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推出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经济振兴纲领。其长期经济政策是,加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加强职业培训,改善     

美国新财长蒂莫西·盖特纳

2009年1月26日,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正式就任美国第75任财政部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长之一。作为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首席执行官和最主要发言人,盖特纳将在奥巴马政府中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承担起引领美国尽快走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境,并重振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领导地位的历史重任。     

美国民粹主义新动向及其影响

当前美国民粹主义强势抬头,左右翼民粹力量同时发力,渗透主流政治,冲击美国内政外交诸多传统,民粹主义开启的政治权力再分配尚未完成。美国民粹主义有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包括经济不平等加剧、人口结构变化不利于白人传统优势地位、中下层白人和精英之间的政治裂痕加深、社会"弱势群体"对奥巴马执政的反弹等。美国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反华",但它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同步升温值得警惕。民粹主义与"反华"舆论有相通的经济和文化根源、相近的思想逻辑,且都有被精英政治利用的一面,我们需要警惕和预防两者的合流。     

东亚共同体与美国

“东亚共同体”问题与美国之间20年的关系（1990-2010年）扑朔迷离。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它最不愿意看到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之后，它监视和反对东亚国家致力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努力，力防经济竞争对手日本或社会主义中国主导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企图以自己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取而代之。然而，美国又要求参加东亚共同体。但美国不适宜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一是因为它不是东亚经济板块上的国家，二是由于其现行的东亚政策不利于东亚共同体建立。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参与东亚经济。     

克林顿重振美国经济的一套计划

克林顿上台后,把重振美国经济列为其最优先和最根本的任务,在执政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內就接连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技术产业政策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尽管这些经济政策和计划,有的尚待国会讨论和修正,有的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但是,克林顿的一套经济计划的基本框架及其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其推行的结果,必将对美同乃至世界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奥巴马上台两年来,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调整,转而全面东移,其主要动因：一是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二是亚洲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三是亚太地区不仅是美国眼前复苏经济的依托,更是其未来贸易和投资大发展的基地：四是由于亚洲已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焦点地区。为了实现这个转移,美国从外交、经济和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然而,美国要完全实现这个转移并不容易,中东北非政治变局将迫使美国重新调整其中东政策：美俄基本矛盾和欧洲因素使美国对欧洲并不能完全放心;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可能使美国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战略和安全形势;美国内政治、经济、民意等因素也在制约其战略重心东移的实施。     

解析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金融业元气大伤,实体经济遭受重创,还对美元霸权、美国政治、社会、外交造成全方位冲击,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出台一系列相关举措应对。然而,金融危机并没有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创新优势的科技知识以及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都是他国无法企及的。后危机时代,重振经济和凝聚民心将会成为美国内外政策的重心和核心。     

东亚与美国经贸关系演变与新的发展出路

本文从贸易地位、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结合度梳理了东亚与美国经贸关系的演变。结果显示,源于国际分工模式的改变,中美经贸关系逐年紧密,东亚其余经济体与美国经贸紧密度逐年下降,而对东亚区域内部的依赖远超过对美国的依赖。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和结构的重大调整使东亚出口急剧萎缩,而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和重振制造业的动向,更使东亚须通过内部经济循环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特朗普经济安全战略及其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维护经济安全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单方面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给处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漩涡之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安全战略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强调重振美国经济重要性的同时,将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作为重要目标,试图通过贸易救济、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限制等方式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阻碍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以维持并巩固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试析美国能源多元化政策

能源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它直接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能源问题历来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能源政策发生了明显改变,多元化已成为美国能源战略的重点,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经济和对外能源关系。本文旨在讨论布什执政以来美国的能源多元化政策,分析其政策调整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对美国政治经济和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