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简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法定共犯人种类只有首犯和从犯，教令犯和胁从犯均不是法定的共犯人种类。区分首犯和从犯的标准主要是看造意与否，特定身份、特定情况下的客观因素亦可起到区分作用；特别严重的犯罪以及亲自才能实施的犯罪则不分首从。《唐律》中的共犯人分类具有科学性，其区分首从的标准与犯罪支配理论具有相似性。现行刑法的共犯人分类以及区分的标准都可从《唐律》的规定中吸收合理的因素。     

网络传销犯罪之认定、处罚标准研究

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亦是实现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处罚标准也应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前网络传销犯罪在立法方面存在不够完善、对接错位,以现实社会传销为靶子制定的法律标准难以应对网络传销的问题;在司法方面存在司法人员重点关注客观方面而忽视犯罪构成其他方面,忽略违法性认识在定罪中的影响、量刑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网络传销犯罪数量激增,完善网络传销犯罪认定、处罚标准势在必行。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提倡刑法谦抑性、制定司法解释要符合刑法原意、调整传销组织的认定权、加强司法队伍的质量建设。     

论犯罪测量量具及其标准化

犯罪测量是犯罪学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西方犯罪学发展缓慢,原因就在于测量量具缺乏标准化。测量量具不标准不利于犯罪学核心概念的精确,不利于实证研究的比较,不利于理论与实证互动,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累积与转化。对于初学实证的我国犯罪学界,普及量具标准化意识有独特的意义。犯罪学测量量具标准化有利于西方犯罪学理论的中国化和我国本土犯罪学理论的验证。量具标准化不会影响犯罪学的多元比较,它是灵活的、发展的,不是固定的、模式化的。量具标准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定期评估。     

经济犯罪立案追诉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既不是司法解释，也不是部门规章，而是一种准司法解释性文件；该立案追诉标准的制定遵循忠实、呼应、稳定、适应与操作性原则；立案追诉标准涉及的89种犯罪中，有62种既可由自然人构成，又可由单位构成；立案追诉标准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适用统一的立案追诉标准；立案追诉标准对于一些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或者无法量化的行为犯，不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对于常见多发的行为犯，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     

关于建立反贪污贿赂犯罪情报网络的思考

关于建立反贪污贿赂犯罪情报网络的思考李德敏，李平反贪污贿赂犯罪情报是指直接运用和服务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犯罪工作的侦查和决策的情况信息与知识信息。所谓情报，它是传递过程中的有一定利用价值的知识，或者说是用于决策和科学研究的情况信息与知识信息，是信息的...     

犯罪既遂标准刍议

在犯罪既遂标准问题上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目的说、犯罪构成要件充分展开说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犯罪既遂的标准应当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导致了特定犯罪要求的法定犯罪结果。把握犯罪既遂的标准还应该注意几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质疑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相同罪名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并不一致，这种差异违反了罪刑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追诉标准的不一致同时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借鉴国外立法模式。修改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使之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一致。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证券领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证券领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具有犯罪主体特定、犯罪被害人不特定、有交易记录可查、与其他证券犯罪特别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犯罪相互交织、犯罪黑数突出等特点 ;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应准确把握“情节严重”的标准 ,在侦查中可通过顺查、逆查、中间查、外围查等途径找出犯罪嫌疑人 ,同时要注意运用讯问、询问、调取等方法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