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节约型企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个坚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工作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富民强市宏伟目标的先决条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有利于切实将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有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集约发展之路,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工作.     

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与转变路径

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四重四轻"的弊端:重国外需求、轻国内需求,是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重经济增长、轻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是国际竞争力和军队战斗力难以快速提升的低端之路;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是人民群众难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失衡之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四个大力推动":大力推动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社会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大力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使经济社会朝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大力推动科技融入经济建设和"民技军用、民企参军",使经济社会进入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式发展轨道;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使经济社会进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     

浙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与举措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浙江有效破解多方面瓶颈制约，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市场需求、体制机制、结构失衡、资源环境、自主创新能力、人才和劳动力等方面的约束。下一步浙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深入研究和着力抓好三个问题：1．如何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块状经济等特色优势；2．如何扎实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3．如何加快推动城乡统筹、区域统筹、陆海统筹和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资源型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尤为迫切。济宁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煤炭行业一业独大，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高污染企业较多，产业规模普遍偏小，产品结构不舍理，亟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前，济宁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包括积极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努力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当然，资源型城市也需要通过思想引领、龙头企业带动、园区集聚、品牌提升、人才支撑、政策导向等战略举措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GDP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但高速增长的背后,经济结构失衡、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也在逐步累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执政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改进、＂两型社会＂的全力打造、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等方面入手,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 促进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途径。胡锦涛同志指出：“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优先发展科技，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以科技进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优化升级，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科技进步促进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产品的崛起和发展，从而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可持续、稳步、健康、快速的发展。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资源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评判标准、目标方向和路径选择。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已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大力促进社会平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当前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既是旧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后果,也是其重要支撑,是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源所在。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大力促进社会平等入手,通过使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社会成员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参与者和平等受益者,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