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

一、有效构建预防犯罪政策的前提基础 "严打"政策与综合治理政策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我国较普通的看法是认为综合治理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的总政策,而"严打"政策则是一条具体的刑事政策。但综合治理政策是否必然包含"严打"政策?虽然我国对此持肯定的看法,但我们认为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政策执行的相关分析

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政策执行分析,也要考虑到政策制定的相关要因素的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是政策过程中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又是极为复杂的,都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中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相关的作用要素进行分析是对于我们认识公共决策是非常有意义的。     

论“放小”的刑事政策

刑罚并非万能，而是有其局限和天然的流弊。刑罚的目的、功能以及成本决定了刑罚的使用应是谨慎的、谦抑的，有边界的，尤其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发犯等更是如此。基于对刑罚的限度与局限的认识，刑事政策上，在“抓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放小”，即对于不需台或矫治有可能的犯罪／犯罪人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非机构化的“放小”的刑事政策。     

关于“三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理性思考

“三农”问题成了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有关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度低,对政策的影响力相当小。本文从“三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三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深层原因,借鉴新公共政策话语机制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一般理论模式,就解决“三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以求增强农民对“三农”政策的影响力,从而使“三农”政策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日寇血染天镇城

70年前．我亲身经历了那场惨无人道的“八八”惨案，目睹日寇残害我的亲人和乡亲，实施的烧、杀、枪“三光”政策，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     

“严打”政策的回顾与科学定位

针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及实践之理论评价 ,有“反对说”、“肯定说”和“反思说”之分。虽然不能否认“严打”政策本身由于其具体设计缺乏可操作性 ,从而导致人们对它的争论 ,但更重要的 ,是由于一些司法部门在贯彻这一政策的实际行动中 ,背离了刑事法治的原则及“严打”政策的初衷 ,造成了负面影响。“严打”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而是一个政治性术语。因此 ,如何科学地对待“严打” ,实际上是如何使政治性的“严打”转化为法律上“严打”的问题 ,也就是应当把“严打”逐步纳入严格的法律规制之中。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三十年：历史、现状与应对

改革开放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能够提供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等要素，得以进入中国活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总体上呈现出合作对象的多样性、存在形式的复杂性、来源国别以发达国家为主、活动地域的不均衡性、活动领域的广泛性等五项特征。中国目前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呈现出矛盾心态，体现这一态度的“不承认、不取缔、不干预”政策和《基金会管理条例》都未能实现既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华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又能有效避免其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宗旨。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论“严打”政策与依法治国

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是从1983年开始出现的。自此以后,我国在不同的时期又开展了多次有效的“严打”整治斗争,长期以来,人们对“严打”的从重从快政策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五     

政策过程视角下“一村(居)一律师”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广东省M市为例

在信访成为当前民众维权常见手段的背景下,广东省M市在全省首推"一村(居)一律师"制度,但受到政府的宣传不力,村委会的执行偏差,驻村律师的消极怠惰,群众的惯性行为、评估监督的不完善以及反馈机制的缺失等现实阻碍,使得其实际效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群众上访洪峰仍旧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一个好的政策不能止步于政策的制定,它是由政策的执行、评估、监控与反馈等前后相连组成的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连续过程中,每一部分都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一村(居)一律师"政策的目标要通过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来实现,要落实到人的行为上。同时,还要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完善的评估体系以及有效的反馈得以实现。     

"严打"整治斗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在“严打”整治斗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 ,与会代表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是探讨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作用 ,指出我国刑事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促进和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方向和补缺上。二是分析了“严打”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适用。开展“严打”活动的必要性在于 :一方面 ,是社会转型期严峻犯罪形势的要求 ,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另一方面 ,以我国刑事法律为依据 ,符合刑罚的目的 ,也是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种规律性做法。正确适用“严打”政策要做到 :前提和基础是依法 ,对象和时间要特定 ,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三是对“严打”政策进行了反思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会代表从产生“严打”的思想基础、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功能与犯罪控制角度 ,以及“严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对“严打”政策进行了反思。建议开展“严打”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做好“三个转变” ,建立科学的标准 ,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积极开展司法改革 ,转变刑法观念。     

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从宏观角度制定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抗制犯罪的战略决策。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轻缓型的刑事政策逐渐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刑事政策所取代,“严打”政策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一种具体刑事政策,我国的“严打”政策应具有目的性、综合性、针对性、层次性等特征。     

新中国建国初“一边倒”外交政策研究

"一边倒"是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外交战略。当时在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全球的大背景中登上国际舞台的,战后的中国成了苏美双方在亚洲争夺的焦。由于美国出于意思形态方面的考虑对中国政权采取敌对的立场,国家利益以及无中立之路可走等多种因素,因此中国不得不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论“严打”的要素底线及刑罚效益

要实现“严打”的最佳刑罚效益,一要协调好“严打”各要素间的关系,二要遵循刑罚效益适用的原则。并且,尤其要注意坚持“严打”的底线———不违反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程序公正。     

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解析

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及死刑程序的完善,我国台湾地区逐步废除死刑的政策渐趋明朗。但被害人家属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地区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死刑存废和"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互相论难。台湾当局除在两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正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论有效应对城市开发中的群体性事件

城市开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有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开发中具有明显地物质主义倾向,甚至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民众福利,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导致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构成了未来10年执政的最大挑战。因此,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就是要转变刚性稳定的思维方式,改变对群体性事件的片面认识;遵守《宪法》和相关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依法行政;实现官员问责制,严惩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