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效益: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法律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把权利这一稀缺性资源,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配置给社会主体,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门学科,因此,权利与效益就是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本文从科斯定理和波斯纳原则出发,通过深入分析权利资源的根本特点,以及市场机制的权利构造,探讨权利配置与提高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结合我国市场机制运行的实际情况。论述如何合理配置权利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问题。     

科斯定理的法和经济学拓展

科斯第一定理只讨论了交易费用为零和合作行为存在时的产权配置,科斯第二定理只强调了交易费用存在时,法律制度对资源有效率配置的重要作用,法和经济学则给出了交易费用下产权配置的“法律模拟市场”,以及产权保护的规则选择,但科斯定理的法和经济学的拓展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社会交易成本看拾得遗失物规则

法律经济学发端于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1960年10月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第三卷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被哈佛大学誉为美国法律思想上的二十篇顶尖法学论文之一。嗡文章提出了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社会交易成本。指出法律权利的界定是权利进行交易的前提。另外,指出如果社会交易无成本,则无论法律规定如何,则通过当事人之间交易达成资源配置总可以达到最优。运用经济学当中的“效率”指标指出如果法律的颁布施行减少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交易的成本,则法律是有效率的;如果法律的颁布施行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交易成本,则法律是低效率的。该文首次把法学的问题与经济学问题一起分析,开创了一个学派,在美国称为法经济学派,或者称为法的经济分析学派。本文通过对科斯社会交易成本的解析,运用社会成本理论对中国物权法拾得遗失物返还制度规定进行经济学上分析,目的是促进立法的合理性以及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的重视。     

国际项目融资浮动担保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法律经济学分析 ,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和交融的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从市场风险、投资组合、交易成本理论和科斯定理角度分析 ,国际项目融资浮动担保法律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加速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提高债权救济效率等特殊功效 ,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法律上承认浮动担保方式 ,并予以充分的法律保护 ,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临时仲裁制度及其在中国之建立初探——以科斯定理为视角

民商事纠纷解决方法之选择,当属权利性质,既为权利,则当事人自治之私法精神得于体现。临时仲裁制度的建立与经济理性有着重要关系,但是,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并不意味中国就有了建立临时仲裁的制度土壤。笔者希望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方式,通过科斯定理的解释,对临时仲裁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建立进行进一步思考。     

遵循科斯定理 实现基层管理的帕累托最优——从成都市社区(村)综合减灾公共信息标识标准化建设谈起

基层管理是政府管理的基本组成细胞,是政府实现高效管理的基石。如何完善基层制度建设,提高基层管理实效,是现代政府的永恒命题。文章以经济学的视野来分析基层管理的效率提升,在基层制度建设中引入科斯定理的客观规律,通过制度建设的标准化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合理化,从而达到基层管理的帕累托最优。     

由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反思权利的正当性理论

权利的正当性理论是法理学中关于权利性质的一种重要学说。一般认为，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权利的无害性和社会公认性之上。但是，借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视角，我们便会发现这种正当性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及权利限度

非人为控制的强或超人工智能的生成物,若符合著作权法或专利法意义上"作品"或"发明"的构成要件且具有市场价值,则可获得保护,但自然人无法直接获得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根据科斯定理及其推论,在一般情形下,人工智能使用者享有生成物的权利;在特殊情形下,按照合同约定或将权利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所属单位。但相关自然人主体或单位所享有的权利被克减,即署名权被替换为在具有公信力的专利证书或作品载体上标明该生成物的生成主体的详细信息的义务,其他权利则不受限制。     

由"音乐污染"所想到的外部性问题及其启示

外部性问题因为涉及到市场失灵、交易秩序、制度设计等前沿领域 ,从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偏离的时候 ,直接的市场调整机制就会出现问题 ,市场经济需要自己的道德基础。科斯定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科斯与治道变革

科斯的治学方法简单、易于处理和符合现实.科斯定理在多个方面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思想.科斯的理论的确有很多值得商讨之处,但这些质疑似乎并没有抹去他的学术成就的光华,其原因可能是他的治学方法重在符合实际,而不是建立系统的理论,这使得这些理论上的质疑都无关紧要.政府治理之道需要变革,而学者的治学之道更要变革.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论美国法中商业判断规则的司法适用及对我国公司法的启示

美国公司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是一个司法程序上对董事行为的评价标准,它与董事的受信义务密不可分。在司法中,它的运用往往与当事人的举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董事能够证明其做出的决策是在充分了解相关的情况下,经过了合理的调查,并且是善意的,同时诚实地相信他的行为是为公司的最大利益,那么商业判断规则的运用就被加重视,法院也不会对董事的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董事也不用对经营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规律及其借鉴

侦查法治化既是一种目标和结果，更是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各国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进程，可以发现以下共通性规律：对侦查权的控制，逐步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内控走向外控；被追诉人权利的实现，由审判阶段向侦查阶段推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应借鉴上述规律和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侦查法治化进程。     

论法治的宪政特征与在中国的实施理由

法治属于意识形态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法治具有良法、法律至上、法律平等、权利本位、正当法律程序、法律不溯及既往、司法独立等宪政特征     

《调解规定》的背景及其意义

近年来，理论上“只有‘调审分离’才能治愈我国民事诉讼痼疾”的观点几近共识、实践中庭审功能得到过分强调，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出台《调解规定》重新强调法院调解，表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偏差。本文试图论证法院调解与判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相同本质，法院调解危机的实质是“调审合一”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本质的错误解说及其指导下的民事司法改革对西方诉讼理念及制度的部分引入所引起的混乱。     

政治文明与监狱法治化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基石和保障。监狱法治化程度不仅影响着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的效果,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政治文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受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制约的产物。监狱法治化亦任重而道远。推进监狱法治化,必须全面认识依法治监的涵义,逐步健全监狱法律体系,完善执法监督和制约机制。     

政治文明与现代法治

崇尚法制是现代社会政治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品质。法治作为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展现出来的重大价值和精神作用,对整个国家、社会都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维系现代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中国当下最缺失的还是法治以及由她展示出来的崇高精神。     

难以践行的誓言——关于法官法治信念的考察报告

当下的中国法治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司法理念含有太多政治因素，而司法过程中包含着太多的人情等因素，法律效果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以至于法律不能以自身独立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我们不反对法律工具主义，也不反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法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活动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无疑对司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想使其更好地发挥理念的指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探寻其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法治不等于政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法治对政治有约束作用，法治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法治服务于政治不能抛开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来片面地追求社会效果。如果离开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司法规律办案，将会彻底断送司法公正。     

论江泽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阐述了贯彻依法治国战略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点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具体任务，指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