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规划和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各项工作新的重要主题的情况下,刑事政策应以和谐理念为终极价值,应从国家本位向国家与社会本位转变,更注重人文关怀。如何从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入手,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目前,有组织犯罪以其对社会巨大的危害性和整体冲击性,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司法机关和刑法理论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和危害已逐渐突破一个国家的范围。如何改革和完善立法与司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从理论上...     

让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服务社会

正法律援助是维护贫弱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欧洲有一位法律界人士曾说过这样的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法治的基本标志。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论独立审判体制之改进

司法独立作为法治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已成为现代各国普遍承认的一项基本原则.现今,司法体制改革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主流,作为司法独立重要内容的审判独立,对司法公正和法治建设有着重要影响.聚焦我国审判体制,会发现我国在审判体制、审判组织以及在审判监督方面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审判体制,以实现审判体制的独立,从而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让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服务社会——在中欧法律援助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法律援助是维护贫弱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欧洲有一位法律界人士曾说过这样的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法治的基本标志。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我国科技咨询产业现状研究

咨询业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知识产业,近几十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已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达程度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一种重要标志。     

浅议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的问题及对策

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是衡量社会法律体系健全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致力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弱势群体的数量十分庞大,现有法律援助机制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全部需求,因此在现阶段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议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的问题及对策

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是衡量社会法律体系健全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致力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弱势群体的数量十分庞大，现有法律援助机制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全部需求，因此在现阶段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国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食品安全问题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成为各国政府福利民生、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实现进步的重大课题。全面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的保障水平，必须按“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工作原则，从体制、法制、机制等方面统筹安排，整体推进，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律师社会功能与律师产业政策

恢复律师制度二十年以来，律师早已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有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从世界范围来看，律师涉足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是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经济发达程度和民主法制建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律师业产业化是什么？律师业产业化的本质就在于如何使律师广泛、深入并强有力地参与、影响社会生活。本文拟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律师产业的社会运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律师产业政策构架的基本设想。一、社会运行模式及律师产业在其中的位置（一）社会运行模式１．国家法律（由国家机器制定）规范社会…     

反洗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世界各国执法机构、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实践证明,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洗钱的主要通道。借鉴国际反洗钱的经验,并对其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加以吸收利用,这对我国建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论依法执政的实现途径

实现依法执政应从观念、法制、体制和机制四方面创新入手。观念创新即实现观念上的五大转变: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权力至上人情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从泛道德主义向德法并举转变、从国家本位观向人民本位观转变。法制创新:实现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法制化、党的执政权及其行使程序法制化、党执政活动的监督法制化以及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体制创新: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理顺和创新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和健全权力分离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道德推动机制、执政党社会双轨推动机制。     

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中央工作部署"示范联系点"到"试点地区"逐步开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心理服务具有民生国家关怀广泛性、社会利益长远性的特点,是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业探索中的一项重要执政创新。中央的政策指向、原则方略、基本要求同地方的落地做实、工作细化、任务分解相承接,反映了试点治理的央地关系。从国家动员视角来看,权力精英领导动员体现民生心理关怀的政治优势;运行架构组织动员保障民生心理关怀的制度执行;专业系统技术动员支撑民生心理关怀的体制力量;参与力量整体动员营造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情感。     

核能废弃物处理的国际法研究

工业化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对能源的需求,对于现代化国家而言,寻求来源不匮乏的能源以分散风险是各国的重要战略。核能自和平使用后,便成为各国的重点开发对象。核能废弃物的妥善处理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组织重视,不时成为国际组织的重要议题。核能废弃物处理看似为一个核能使用国家内部从事核能运转的事务,然而核能废弃物处理事实上已经涉及国际事务层面,必须由国际组织间建立体制处理,以便使各国在处理核能废弃物是有所遵循,并在核能废弃物造成损害时能够负起责任。本文从核能废弃物的概念开始叙述,再在吸收和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国际法角度对核能废弃物处理的法律机制的完善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核能废弃物的处理进行外部制衡;第二,完善国家责任,国家应对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承担责任;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进行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与协商;第四,建立赔偿制度,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治化初探

从世界各国实施财政支出改革的实践来看,法治化是实施财政改革的关键,维护着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运行。进入新世纪以来,法治化已经成为我国推进财政支出改革的主攻方向。在推动预算管理法治化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完整的公共财政体制,公众越发关注政府预算实施的效果,因此,急需完善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法制。     

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比较研究

当今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各国都在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而我国台湾地区享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美称＂,有着中小企业发展的特色模式。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与政府的金融政策对我国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建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完善公司立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建立法制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公司是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形态中最典型、最重要、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其管理形式和经营方法为解放生产力提供了良好条件,促进了社会飞速发展.公司是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并且能够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公司拥有独立的人格.而公司的出资者即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且不承担超出其出资义务以外的任何责任,这是公司的另一法律特征,称之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公司区别于私营独资企业的根本标志.     

地理标志的利益博弈及其法律保护

地理标志虽已成为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的共同保护对象，但由于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同的国家运用了不同的保护理念．选择了不同的保护模式。我国是地理标志资源大国，但现行保护模式却存在着权力冲突．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明确立法权限与管理权限，以商标法确定地理标志保护的一般原则，授权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地理标志保护条例》，可能是完善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一个合适选择。     

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宪法实施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确立监督保障宪法实施的专门权威机关以保障宪法的实施,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本世纪初以来,在世界各国宪法发展潮流中一个特別引人注目的特点和重要趋向,就是宪法监督保障机关的多样化、专门化和有权化,以及监督保障工作的制度化,从而形成各种宪法实施监督体制。但是,一个国家究竟采用何种体制,总是由本国具体情况和传统经验     

何谓规范意义上的“国防动员”

＂国防动员＂是《国防动员法》的核心概念。何谓规范意义上的＂国防动员＂是国防动员立法的最大难点,该法对此并未界定或者解决。从功能论意义上讲,传统动员即是战争动员,而现代国防动员则未必与战争状态相关联。它除应对战争以及其他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外,还拓展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的紧急状态或者其他国家危机。从存在论意义上讲,现代国防动员已超出传统动员实施的范畴,还包括动员准备和复员两个环节,是一种特殊的国防建设活动。规范意义上的国防动员即是为应对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遭受的威胁,国家进行准备、启动紧急措施以积聚国防力量的法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