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在立法上的评价功能

从立法意义上看,刑罚要素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发挥其评价作用。质的评价表现为,刑罚所代表的是国家对行为的否定,在刑法规范中,刑罚具有对类型化的行为进行定性的作用。量的评价表现为,“刑罚的配置”其实是针对犯罪类型的评价活动,一个罪行规范中的刑量,其实不过是立法者对作为该规范内容的犯罪行为所作的罪量评估。     

刑罚目的新论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对于刑罚的创制、适用与执行都具有指导意义。在刑罚目的问题上 ,长期以来存在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之争。刑罚目的是报应与预防的统一 ,这就是刑罚目的二元论。基于刑罚目的二元论的立场 ,本文对刑罚的报应目的与预防目的加以论述。     

刑罚目的浅议

刑罚的目的是国家建立刑罚制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刑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的揭示刑罚目的的内涵,弄清刑罚目的的内容,对于建立健全国家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刑与刑罚的教育功能

受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工具理性主义的推动，教育刑在时代背景底蕴的支撑下应运而生。教育刑以教育为刑罚本质、把教育作为刑罚目的、强调教育贯穿刑罚实践全过程，造成了教育与刑罚的异质性、刑罚目的位阶性、实践操作性等方面难以克服的多元困惑。教育刑理论根基的缺失以及“以教统刑”实践模式的弊病，不是否定刑罚教育功能的实质理由。区别教育刑与刑罚的教育功能，是结合刑罚理论和司法实践理性审视教育要素的结果，是对刑罚正本清源之后合理引导刑罚教育功能的需要。     

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缺陷逐渐得到了完善.而刑法适用解释作为必要的解决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措施,需要对相关理论进行解释,从而诠释刑法的适用性.但就目前来看,由于实际案件的审理相对复杂,所以刑法的适用解释仍然有待完善.因此,本文在刑罚积极主义的立场下,对类推适用和扩大解释的区分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而对刑法适用解释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进而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刑罚目的与刑法效益

“效益(benefit)”、“效率(efficiency)”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都反映了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许多学者的表述中,两者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但从严格语义上讲,它们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效率所强调的是时间的节约,即单位时间的工作量,而效益所强调的是结果。有效率并不一定有效益,但有效益则必须有效率。[1]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刑法效益是指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效果和利益。常言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现代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都是有成本、有投入的,都应提倡和追求效益,国家…     

刑罚的人性化

刑罚的人性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本文通过梳理西方刑罚思想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刑罚的两种功能，即报应主义的刑罚功能和功利主义的刑罚功能。沿着中国刑罚人性化的发展历程，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和对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本文论证了刑罚人性化造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刑罚本位立场之倡导

刑法体系的构建应当有逻辑本位。刑法的历史是刑罚的历史,刑法的产生基于刑罚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本质区别就是刑罚。所以,刑法的本位应当是刑罚。在刑法的体系构建中抛弃刑罚要素会导致刑法边界的模糊和混乱。刑法体系的构建应当以刑罚观为价值指引,以刑罚概念为逻辑起点,用刑罚来约束和解释犯罪内涵,反对有罪无刑。刑法的扩张必须基于刑罚的必要扩张。只有坚持刑罚本位,才能塑造刑法的独特品格。     

论中国古代刑罚的流变

人类社会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刑罚制度亦是如此。特定的刑罚制度是反映社会进步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晴雨表。中国古代刑罚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流变,刑罚功能以报复和威慑为主。在传统刑罚观念中,重刑威慑在古代社会陈陈相因,使中国刑罚演化史充满了暴戾和血腥,而刑罚的＂礼化＂亦使古代刑罚具有威慑与道义的双重性格。     

中国刑罚改革的系统性思路与进路

根据系统论,刑罚结构是刑罚系统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所谓刑罚结构是指各种刑罚方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式,具体来说,就是指刑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排列顺序。一个国家确立什么样的刑罚结构,是与该国立法者的刑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     

嬗变的理性和理性的嬗变──主题报告:刑罚进化论·评论·答辩

主题报告人提出了从进化论角度考察刑罚演变的这样一种学术观点,即刑罚进化论。该论的提出,意在首先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刑罚进化的形态,二是刑罚进化的规律,三是刑罚进化的原因。“西南法学论坛”的一些学者就该报告的研究方法及术语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评论,也提出了一些不同见解,报告人作了简明的答辩。     

保安处分及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

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 ,都在经历一个由严酷到缓和、由报应到教化的过程 ,保安处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正是这一过程的反映。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保安处分制度 ,但类似保安处分的措施却大量存在。这些保安措施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就是通过规范化、程序化 ,将之纳入统一的刑法体系。     

轻微涉罪行为处理问题研究——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竞合为切入点

对轻微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规定。由于其他法律通常也对这些轻微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因此便带来部门法之间竞合的问题,容易导致处罚时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对这一问题,立法上的完善固然是一条重要的应对途径,但司法过程中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劳动刑法视野下劳动用工违法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机制对策

劳动用工违法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违法犯罪类型、单纯违法类型和模糊行为类型;劳动刑法应当以保障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心,严厉惩治严重的劳动侵权犯罪;同时关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适度平衡;惩治和预防劳动用工违法犯罪,应当构建和完善劳动刑事处罚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机制、劳动法律体系衔接机制、司法协调救济机制等。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     

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刑罚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已成为各国各地区立法、司法部门以及刑法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就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 ,包括犯罪组织内部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及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对我国刑法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的规定提出了一些修改完善的建议。     

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追问

刑法解释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是揭示作为法理念的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法律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正义内生于法律文本之中,而外现于法律解释之外。刑法解释的正义化要求做到:为符合解释的实质性正义,刑法解释应以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视角去看待并观照刑法,以达人性化和谦抑性的要求;为符合解释的形式性正义,刑法解释应满足刑法文本字义的最大射程,并在字义不能自足时,以历史和社会的眼光遵从解释的程序性原则规定;为最大化地实现刑法解释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解释者亦应维护刑法的安定与理想,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兼论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在于保护和教育,对此,我国目前的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具体操作性不强、执行主体不清、责任主体不明等缺陷,缺乏系统化。而社区矫正恰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应对原有项目加以改进并进行整合,同时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刑事法、构建特别法体系,完善慎逮制度、充分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保护和帮教作用,重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取消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