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     

“小政府大社会”的海南往事

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理念,24年来,小政府大社会在海南的实践有着中国改革的典型轨迹。从海口市中心驱车前往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新址,在上下班的时间,少则花四五十分钟,多则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个新的市政府行政中心坐落在海口西海岸的新区,占地面积粗略估算有四五百亩,建筑风格独特,颇为壮观。     

政府的减法

中国政府应该增加社会所需要的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但不能简单地和西方国家做对比。西方国家历史上所谓小政府到大政府的演变,是在小政府基础上的职能的增加,我们也不能被欧美国家当前大政府的趋势所迷惑,因为这个趋势的基本含义是针对金融业的监管而言的。     

国家祭祖的政治认同

在急遽的社会变迁中,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人的价值重建均尚未成型。公祭、国祭却已在有意无意地依赖国家资本,试图经由国家祭圣祖的模式,再度建构一个新型的政治认同。     

会有一个“失败社会”出现吗?

阶层固化、社会结构锁定,正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制度、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偏向了他们或者权力亲缘群体的结果。这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正义。无正义,则无未来。     

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社会运动制度化是指把各种社会运动吸纳进国家制度框架中,以及在此过程中各种运动在组织结构、行动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学界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研究兴趣大大增强,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和知识积累。这些研究凸显了国家与社会运动互动的主线,本文围绕这一主线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逻辑——以“党—政府—社会”三元关系为中心

如何领导国家与社会,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命题。1949年以来中国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及其变迁,是观察党领导国家与社会之内容与形式科学化水平的关键视角。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演绎,导致政党、政府、社会的发生发展具有特定的顺序,并因此带来当下三元关系建构的思路悖论。超越悖论的要点在于:汲取三项资源,平衡三种权威,健全理性化意识形态系统,健全法治化政权分野系统,健全制度化党内民主系统,健全有限化政府系统,健全规范化市场系统。按照如上逻辑推演,应可为寻求新条件下党与政府、社会良性关系构建的恰当取向,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国家与社会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路和经验。     

社会暴力结构的新变化

暴力正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生,在社会结构的深处孕育。这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心理、文化问题,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而值得注意的是,暴力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任何社会都难以根除暴力,这是人性和社会博弈的一个相当令人遗憾的结果。就目前中国来说,暴力的结构,在刑事犯罪、人际暴力冲突、利益冲突的暴力     

警惕社会结构“板结化”

如果政府权力和公共职位仅在一个封闭性的群体中传承,整个社会就会呈现一种板结化的态势。不同的社会阶层一旦缺乏必要的交汇和流通,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会日益激烈,并最终促成政治变革的发生。     

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就“大社会”计划采访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

英国大社会计划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的社会改革计划,该计划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是政府转变管理方式的全新尝试,目的是向当地社区、慈善机构和公众下放更多权力和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建立一个更大、更好的社会.2012年4月10日,英国上议院议员韦鸣恩爵士接受《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专访,围绕大社会的由来、主旨思想及推动进程,介绍了英国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基本做法,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移民问题

“9·11”事件在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移民问题则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移民问题急剧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并与美国国内种族关系上的张力以及各种族裔文化特性上的歧异和冲突结合在一起,弥散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审视美国在国家安全、社会认同、个人自由三个层面上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试图揭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矛盾和紧张状态。而重新达致各个层面的平衡,则是美国当下在政治、社会和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紧迫任务。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角色——读《国家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①事实上,由于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该领域内的文献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一般的政策分析不同,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政策本身,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社会“结构性冲突”的形成与化解

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一方面可以说是作为根源、逻辑原点的体制带来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结构之间不匹配,甚至存在结构性冲突一直得不到消除带来的。2013年,中国社会已嗅到了改变的气息。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仍然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诡异地招手。关于要改变的东西,可以列出一个清单,人们都耳熟能详:腐败、滥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冲突、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经济结构畸形……这一清单还可以列下去。这显然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在恶化。它们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病毒已经传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扩散。也许,既要考虑杀毒,也要考虑     

社会结构类型与“混混”生存的社会基础——一项基于社会人类学的比较分析

在宗族、小亲族、分配型经济和高度地域认同等类型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具有拒斥“混混”的能力。在核心家庭至上、有关系弱组织、户族以及宗族急剧衰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拒斥“混混”的能力则弱得多。抑制“混混”的根本之策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异地高考”的阻碍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不适当地被夸大了。这与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时,对其定位过低,没有具体地放到国家层面来做有关。     

“稳增长”背后的结构隐忧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摇摆,但在内外综合因素的困扰之下,很大程度上,宏观决策更像是在与这难以避免到来的经济转型相对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保驾"下形成高强度的路径依赖,尽显转身之难。     

“福塔莱萨峰会”后金砖国家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正>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大分化和大调整。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推动着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建设者。传统的国际权力格局正在加速转变。金砖威胁论已成为西方学者对抗这一转变趋势     

“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2年4月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大学、察哈尔学会、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文汇报》、《解放日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     

“我存在，因为你存在”——夯实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及社会基础

五年来,金砖国家通过多次对话,基本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明确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改变了二战以来南北国家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严重不对等的局面。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金砖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和利益融合度在不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