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烟漠漠五尺道

正五尺道是连接云贵高原与内地的古老官道,也是秦朝从修筑道路入手开发和治理云贵高原的历史见证。有一条路,从先秦走到现在。有一根线,拴起过去和未来。它,就是五尺道。这条中国历史地图册上细细的线,从成都南下,经宜宾、昭通,指向曲靖,把古代的成都平原和滇池地区连接起来。五尺道是连接云贵高原与内地的古老官道,也是秦朝从修筑道路人手开发和治理云贵高原的历史见证。"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 中华民族团结丰碑

位于昭通市盐津县内的豆沙关(古称石门关),自秦汉时开通五尺道至近代的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沟通滇川之间的险关要隘.每一个去过豆沙关的游客,无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惊叹,这里石岩壁立千仞,被关河一劈为二,形成一道巨大的石门,石门关因此得名. 除了具有天险要隘、交通枢纽等重要因素之外,石门关的闻名遐迩还与一个人的到来有关.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浅析西汉时期巴蜀经济发展原因

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尤其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不仅农业发达,更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同时巴蜀两地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态势,蜀地的经济水平高于巴地。巴蜀地区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得利于秦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以及中原人口的迁入。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促进了西南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对大大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封建化进程。本文即就巴蜀经济发展的原因做浅要分析。     

“五尺道”以曲靖为终点站原因初探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常頞接着李冰修筑的僰青衣道,从僰道(宜宾)将道路往南延伸,经朱提(昭通)汉阳、(威宁)修到味县(曲靖)终止。“五尺道”就是指的这条道。《史记》司马贞《索隐》说:“谓栈道广五尺。”《汉书》颜师古《注》说:“其处险阨,故道才五尺。”这就是“五尺道”名称的由来。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郎州是唐贞观年间改南宁州所置,在今天的曲靖,说明“五尺道”的终点站在曲靖。《辞海》五尺道条目是这样说的,五尺道为“古道路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     

巴蜀饮食文化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巴蜀饮食文化有着独特的、专属的地域特色,也与旅游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阐述巴蜀饮食文化内涵、充分把握巴蜀饮食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分析巴蜀饮食文化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体制机制保障不足、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品牌效应缺乏、创新性人才匮乏等问题,提出巴蜀饮食文化的文旅融合应从深化巴蜀饮食文化旅游的管理体制改革,挖掘文化内涵提高产业化水平,提高品牌影响力以及加强人才培养、提升竞争软实力四个方面予以完善,从而满足当前旅游市场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发展价值,谋求巴蜀饮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     

隋唐时期巴蜀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与巴蜀豪族的发展动向

巴蜀豪族是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豪族大姓群体,自汉代形成以来,受地域社会政治变迁的强烈影响,几经起伏,呈现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发展轨迹。隋唐时期是巴蜀豪族势力逐步衰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转折期,随着王朝易代带来的地缘政治结构变动和王朝统治力量在巴蜀地区的不断深入,巴蜀传统社会势力的发展空间大都被压缩到了边缘地带或基层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巴蜀豪族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形态、结构特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表现出了豪族阶层向“富民”阶层转化的趋势和特点。     

巴蜀民族文化视阈下的唐代诗歌

富饶的巴蜀地区孕育了伟大的民族和灿烂的文化。从起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巴蜀文化的独特之处,并考察其对唐代诗歌的影响。风景秀丽、地势险固、兼容并包是巴蜀地区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是吸引大量文人入蜀的原因所在;在巴蜀文化中生活的诗人,创作有大量优美的山水田园诗,但外地入蜀诗人难掩思乡之情,诗风多悲愁,由于蜀地道、佛两教兴盛,诗人对此也多有描写和阐发。     

秦汉时期盐业的发展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盐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盐已经奠定了其国家重要商品的地位,而且实行了国家专卖制度。通过论述秦汉时期的盐业政策及其演变,从中分析其变化过程,进一步深入了解秦汉时期盐业的生产和发展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南古道与汉、唐王朝开边

一、开道与开边秦以前,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巴蜀来实现,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略也主要是依托于四川。因而远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一条由成都经雅安、西昌,跨金沙江入云南的古“旄牛道”,便由民间商旅在川西南与云岭高原的平坝高山间踏出。然而,她毕竟只是一条隐没于崇山峻岭充满艰辛的商旅小道。要把云南纳入王朝版图,仅靠这一条商旅小道是难于办到的。秦帝国的建立,实现了大一统统治,使秦王朝得以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秦蜀官吏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在     

历史上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成及其原因

春秋战国至秦汉,关中经济区和巴蜀经济区并称"天府之国",在我国西部呈南北纵向排列,成为两颗耀眼的明珠,是西部经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汉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其实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自西向东的转移.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州和益州成为两颗耀眼的明珠.它们呈东西横向排列,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西不如东.历史的发展证明,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格局的大变动,必须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树立全局意识和观念,切实解决开发中的深层次问题.     

从贞元会盟看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西南各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汉民族对其影响较大 ,因而中原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唐朝时期 ,中原汉族与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贞元会盟又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研究

滇僰古道始于僰道(今宜宾),经昭通、曲靖到滇池,沿途保留了比其他川滇古道更多的遗迹和文物,是古代连接四川和云南的第一通道。中原商周青铜器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多采用滇僰古道上今永善、昭阳、巧家的铜矿,证明滇僰古道最早形成于殷商时期。滇僰古道和公元前2世纪横贯云南东西的铜鼓分布线路的衔接,证明了滇僰古道是蜀身毒道最重要的必经之路,是古代中国沟通西域的重要路段,也是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的一条主干道。秦开五尺道、汉开南夷道、汉魏晋以来的墓和碑刻、唐袁滋的出行路线、西南官话的渗透,证明滇僰古道一直繁荣到近代。     

广西壮族习惯法探究

文章对广西壮族习惯法的起源、产生、发展与运行进行了探究,认为壮族习惯法起源于宗教禁忌,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春秋末期的部落联盟时代,稳定于秦代,成熟于汉代,成文于清代。并依靠大小头人制度传承运行。这些习惯法对于保证壮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维护壮民族地区的共同利益,促进壮民族地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之二

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背景和基础。各民族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结成了紧密的关系 ,甚至互相融合。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 ,一定要意识到不同时期的民族在内容和概念上是不同的。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汉族民间与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四大部分 ,而西南民族关系的特点则可概括为分布上的大杂居与小聚居、政治上的多元一体、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经济上的互补性、文化上的多元交融。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唐代和亲政策述论

和亲政策最早始于汉代,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外交工具,是国家间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到了唐朝,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8个族(国)共计和亲28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     

清代云南汉族移民迁徙模式的转变及其对云南开发进程与文化交流的影响

清代内地与云南的经济互补性的实现使云南汉族移民的迁徙模式由强制性向自发性转变。迁徙模式的转变加速了清代云南的开发进程。这主要体现为开发进程由平坝城镇向山区的推进,同时,随着汉移民流动性、多圈层性的形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打破了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或由于从事定居农业而在封闭性地域发展格局中形成的各民族群体分割聚居的封闭性,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恩抚与制约:汉初的南部边疆政策

西汉初年,民乏国困,百废待兴;内有异姓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割据骚乱,外有匈奴的时常侵扰。为此,虽有一统岭南之抱负的汉室帝君,也终因国力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对“划岭而治”的南越割据政权采取以恩抚为主,辅以防范制约的温和手段,以换得南部边境的稳定。于是,恩抚与制约便构成为西汉初60余年间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沿袭不替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也是汉代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使汉初中央王朝第一次成功地改变了边政处理的被动局面,和平地实现了其对南部边疆的主动权,为维护和巩固当时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保障,而且也对后来汉王朝实现岭南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