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与遗产廊道构建

藏彝走廊既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又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藏彝走廊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景观。遗产廊道是一种区域性的线性文化景观。本文运用遗产廊道的理念,对藏彝走廊的遗产廊道的构建策略及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力图通过对遗产廊道的构建,实现藏彝走廊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多赢。     

对藏彝走廊蒙古族后裔传说的几点认识

众多的蒙古族后裔传说反映了13世纪以来蒙古族频繁活动于藏彝走廊,以及迁徙进入藏彝走廊的蒙古族与当地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蒙古族长期在藏彝走廊的族群政治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可能导致一些人群攀附蒙古族祖源,从而创造出新的蒙古族后裔传说。     

藏彝走廊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展开了广泛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就藏彝走廊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后指出:像藏彝走廊这样的特殊区域,建设山水型旅游城镇是其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西南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以藏彝走廊为核心

从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欧亚草原就与西南地区存在密切的考古学文化联系.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川西北高原上的胡人相当活跃.从13至14世纪,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西南地区.从明代中期开始,移据青海的蒙古各部不断南下,进入藏彝走廊地区,尤其是和硕特蒙古在明末清初南下后,控制了相当广阔的地域,直到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失败,再无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西南民族地区活动的事件发生.     

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研究评述

有关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民族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氐羌南下说、土著起源说、夷系民族说,几种观点都存在着一些缺环与问题.由于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对藏缅语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今后应转向更加注重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结合,注重对藏彝走廊地区藏缅语各民族史诗、传说及相关的文化痕迹的发掘.     

藏彝走廊的道教传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道教在纳西族的传播为例

地处藏彝走廊南部的丽江纳西族地区,自古以来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在此交融。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吸收西南地区民族巫术等成分,在纳西族先民中初步传播。明清时期,道教分别受到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在纳西族领主阶层以及普通民众间广泛传播,推动着纳西族对中央王朝以及汉文化的认同。道教在纳西族中的传播充分体现了藏彝走廊上多元文化的交汇以及纳西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塑造和认同。     

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之别——以汉文史籍记载为中心

"夷"、"羌"是汉唐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两个人群类别称谓.对汉文史籍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看出,中原史家无论对同处一地域上的"夷"与"羌",还是对种族名称大致相似的"夷"与"羌",皆在史书中做出了较明确的区分.从汉文史籍角度对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两类人群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夷"、"羌"是两个不同的人群系统.     

近代藏彝走廊东缘的汉人社会与市镇发育——以川边薛城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藏彝走廊东缘的历史进程中,汉人群体的推动力量不容小觑。明末以降,汉移民即在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下游定居,并形成家族与聚落。"薛城七姓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与周边非汉人群的互动中,他们促成了此流域的第一个市镇薛城的商业萌芽。而渐趋完善的市镇设施、愈加浓郁的市井气息,反过来塑造了汉人内部的社会结构。对于近代薛城市镇与汉人社会的探讨,是理解藏彝走廊历史过程的重要环节。     

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的自首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唐律中对自首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值得今天的法律史学者去分析和研究,以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清代彝族农业刍议

改土归流之后 ,彝区土地增垦 ,兴修水利 ,推广玉米、土豆等农作物 ,由于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以致多种耕作方式并存 ;农业祭祀反映了彝族的重农思想 ;社会习惯法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作用     

论《唐律疏议》中见危不救行为及其立法启示

以广东小悦悦事件为代表的众多见危不救行为,在全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关注。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如果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成为当前刑法学界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唐律疏议》中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相关立法为切入点,并结合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并从犯罪客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立法意见以及在立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中央王朝的开拓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承袭制度的演变--对明代贵州水西彝族宗法制的再思考

既往的许多研究采用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众子为小宗,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原则来解释贵州水西彝族的政治制度,本文梳理、考辨有关彝、汉文献,认为水西彝族本来采用的是轮替继承的承袭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在明代中央王朝的干预下才逐渐形成的.     

论彝族毕摩的性质及历史贡献

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从事原始祭祀的祭司 ,其中不少毕摩又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作者对毕摩的源流进行了探讨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毕摩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并对其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贞元会盟看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西南各民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汉民族对其影响较大 ,因而中原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唐朝时期 ,中原汉族与西南民族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贞元会盟又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明朝后期的黎族起义与苗族迁琼

苗族迁居海南是黎族社会矛盾和黎族起义的产物,其迁移过程是封建统治者制定的有组织有目的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产物。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黎族起义之后,入琼驻防的苗族屯田兵,是苗族迁居海南的最早先民,其祖籍当源于广西。     

“藏彝走廊”诸民族英雄传奇的叙事解读——从英雄之死与他世界说起

从英雄之死来探求英雄传奇的叙事特点,英雄传奇是介于英雄神话与英雄故事之间的形式。而藏彝走廊诸民族的英雄传奇具有自己独特而相似的一些叙事环节,在神与人之间,体现着不同于英雄神话的要素——他世界(物世界)的出现,并把英雄死亡的原因归结在这个世界。     

云南百濮考——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民族源流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云南古代三大民族系统包括氐羌、百越和百濮.但对有关史籍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云南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世居于云南西南部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苞满"和"闽濮",此"濮"非江汉之南的"百濮",后以"苞满"和"闽濮"为主发展成为了今天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三个民族.而云南古代被称为"百濮"系统的民族实则是西周末年江汉之濮为楚所逼不断南迁的濮人,其后大部分与百越系统民族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基督教信仰的社会作用分析

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向基督教转变后 ,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教会在民族社会各领域中充当了多重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当今的基督教与云南部分少数民族联姻的社会现象和所引起的正、负社会效应 ,应引起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