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金森死亡情结之精神分析

艾米莉·狄金森是美国十九世纪著名女诗人。她一生创作了大约1775首诗歌和片段,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对死亡问题异常关注。文章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对狄金森死亡态度从恐惧死亡、直面死亡到超越死亡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揭示出诗人对死亡的独特情结,这无疑是诗人对死亡的另一种理解和阐释。     

与阿里耶斯对话——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研究,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由于宗教情怀曾十分坦然,所以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可称为“驯服的死亡”。而到20世纪中叶,死亡的观念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不但被世俗化,而且被医学化。考虑到西方人死亡观念的演变和现代医学对死亡处理方式的影响,阿里耶斯认为,传统“驯服的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野蛮的死亡”替代。与阿里耶斯的观点不同,云南丽江纳西族在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仍然推崇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虽说在部分纳西族人中,“野蛮的死亡”已成为制度化惯习。     

论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是研究死亡赔偿相关问题的基础。我国目前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不一,学者之间争论较大。死亡赔偿金应是对死者近亲属因亲人死亡所逸失利益的经济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是并列的赔偿项目。     

论脑死亡者器官捐献移植的立法规范

现代医学的发展改变了死亡的定义。应器官移植摘取人体器官的需要,脑死亡日益成为临床上重要的死亡判断标准。在死亡判断上,心肺死亡说与脑死亡说分别反映出朴素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各有优劣。在现代社会,死亡二元论基于心肺死亡说和脑死亡说,应成为器官移植发展中的死亡判断标准,但立法应将脑死亡严格限定于器官移植的善良目的。鉴于脑死亡尸体的特殊性,移植摘取脑死亡者器官应受到合理伦理道德的限制。     

海德格尔对死亡的思辩独白——从死亡到死亡意识的升华

海德格尔的死亡沉思今日依旧在召唤有心人去倾听死亡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此在无论如何终归逃不脱人生之大限——死。死亡是此在的终点,它不间断地贯穿于人的存在中。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最固有、最亲自、不可超越、不可确定、最本己的可能性,死亡伴随着人的出生就已存在,只要此在"活着",他就不得不承担着死亡。承受死亡,体验死亡,"先行到死亡中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与自由,这才是人的存在的本真性。作为存在个体的自我应当能在良心的呼唤之下,为自己的生存做以深刻地思考,走向生活世界,获得自由之新生,找寻生命的意义。     

有关死亡问题的探讨

死亡从概念上可分为心脏死、呼吸死、脑死亡;从分类角度看,可分为非暴力性死亡、暴力性死亡和急死;死亡的过程分濒死期、临床死亡期和生物学死亡期;与死亡相关的问题有假死、植物人和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受嘱托杀人",应尽早立法保护。     

“抢劫致人死亡”研究

"抢劫致人死亡",是抢劫罪法定刑升格条件之一,由于涉及到行为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司法机关不得不慎重认定"致人死亡"的结果是否可归咎于行为人实施的抢劫行为。要解决好抢劫致人死亡行为具体认定,必须要先解决好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罪过形式、抢劫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围。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具体认定"抢劫致人死亡"情形。     

向终结而在: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人必有一死,死亡对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面对死亡。海德格尔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此在"之死亡作出阐释。要理解"此在"作为"整全之在"和"本真之在",分析死亡就成为必要一环,死亡不是死到临头,而是向终结存在。面对死亡,此在受到"良心"的召唤,展现出本真之在,自己作出决断,不断筹划着自己。     

夫妻同时死亡遗产由谁继承

本案涉及死亡时间推定的问题。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分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死亡意识:文学创作徘徊不去的结

作为人学的文学 ,从生与死的辩证联系中审视人生 ,死亡意识便成了文学创作徘徊不去的结。死亡情结、死亡意象、死亡悲剧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令人玩味的现象。通过它们 ,作者超越了死亡 ,实现了对生的反观、寻味及对生的珍视与满足     

食品安全谣言群体性侵权之民事救济研究--以微博谣言为例

食品安全谣言侵权具有与其他大规模侵权案件相似的特性,民事实体救济方式自身的优越性也使得食品安全谣言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如果将民事救济与我国大规模侵权案件的诉讼方式与国外集体诉讼制度相结合,能够解决此类案件的程序难题。最终形成在此类案件的解决中采用公益诉讼,并建议由政府设立基金对赔偿不足的部分进行补充的解决方式。     

浅析网络造谣的刑事法律适用

21世纪是网络的世纪,关联产业蓬勃发展,人们的信息获取速度越来越快,信息量越来越大,但违法犯罪活动也随着商机一起侵袭而来。随着一个个网络造谣者被刑拘的消息传来,网民逐渐意识到那些本被认为没有成本没有后果的造谣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被大量报道,本来看似是规范网络行为的一件好事,却因为法律的适用引来非议。故此,有必要通过最近几个热门的案件,来解析网络造谣行为的刑事法律适用问题。     

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及其运演规则——G.W.奥尔波特、L.波斯特曼《谣言心理学》述评

弗洛伊德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归因于潜意识的冲动,而奥尔波特则侧重研究处于意识体验中的健康个人的行动倾向,这也昭示其理论的人本主义性质,即个体具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它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具有理性、能动性、选择性,不受环境或生理等其它因素的控制。文本试图构建人类群体中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揭示谣言传播的心理实质及其运行规律:一则模糊不清但含有语义要素的信息经过X轴向前运行,该段信息在被个体接收后,在自我意识层面以模糊性和重要性两个维度,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并形成谣言信息。具体而言,信息模糊性是在个体意识层面感知、记忆和评述过程中产生,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完整性原则,人们会对模糊的信息进行加工,使之更加具有合理性,合乎现实逻辑和自我需求,并使得信息的模糊性变成确定性。信息重要性是指Y轴动力系统中,在个体精神层面动机与需求的力的牵引下,信息被个体按照自己的情感愿望加工;在潜意识本我层面,信息被个体自我按照快乐原则投射到意识之中,使得信息对个体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以上过程,谣言生产的总体原则符合简化、强化和同化的歪曲模式。一方面,歪曲模式发生在自我对本我和超我的平衡点上(小我),内含潜意识向意识呈现、自我向超我及环境超越两大动力结构,推动“模糊性”向“确定性”转变;另一方面,歪曲模式同时发生在精神层(大我),行为动机和情感需求形成“重要性”驱动力。     

谈离婚法定条件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的离婚法定条件是“感情确已破裂”。它既有积极性，也有不足。中国传统观念上对夫妻感情认识的不足和当今婚姻家庭状况，使离婚诉讼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案件易受法官的主观影响，甚至出现同案不同果的情况；二是案件易受当事人的“表演”、“表现”所干扰，影响司法权威；三是案件易受当事人不正当干预，影响司法公正。所以，以“夫妻感情破裂”为我国离婚的惟一法定理由实有不妥。     

1874年日本侵台消息的传播及其影响论析

学界对1874年日本侵台消息的传播尚乏系统研究,特别是较少关注到日本侵台消息的早期传播。国际上有关日本侵台的风声由来已久,日本侵台的舆论前奏最早可追溯至1872年,尤以1873年最突出,该年有关日本侵台的消息此起彼伏。不过,此时相关消息的传播尽管在某些方面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但对其内容清廷决策层并不十分相信。而1874年日本侵台部署之曝光,则首先引来了西方外交使团的集体干涉。消息传到中国,也随即引起清政府的警觉,相关报道被视作重要的信息线索和外交证据。清廷各级官员也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探查活动,他们的频频造访,甚至一度令日本外交人员颇为忐忑。     

中国应对反倾销策略的法律分析

自1997年欧盟对中国糖精发起首例反倾销指控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迅猛上升。截至2004年2月,中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指控已经超过600起,中国成为全球受反倾销损害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WTO《反倾销协议》从法律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与缺陷,而我国的有关反倾销法律法规也亟待完善。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从法律角度对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有关反倾销法律规定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在阐述欧盟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的成因以及中国政府与企业应对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应对反倾销的一系列策略进行了法律分析,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

21世纪党的先进性建设面临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西方文化激烈竞争;“中国威胁论”鼓噪声渐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员自身建设环境面临新的挑战。面对挑战,我们要从以下五方面做好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用当代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党员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强化党员自身素质;加强党建的理论研究。     

China's Climate Change Expert Community—principles,mechanisms and influence

Since China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the role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xpert advice has grown steadily. A small but highly specialized expert community of semi-official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y-based research units has formed around Chinese policy-making institut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indicate that these climate experts have become important actors in Chinese climate policy. Political leaders frequently consult members of this expert community and draw on their substantive conclusions. In some cases, experts have been able to influence policy action by raising awareness of 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 emission targets. However, experts seeking to alter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common but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have had limited impact.     

中国美学研究的当代走向

当代学术界有关中国美学的研究既有一定的成绩,又存在一定的误区。中国美学资源的发掘、中国美学话语的重建、中国美学经验的阐释,三种思路各有得失。只有以当代中国的艺术与审美经验为理据,解决当代中国的美学问题,中国美学才能完成其现代建构,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An intermediary: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ade unions since the 1980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ese, departing from the Maoist perception of trade unions as a state bureaucratic agency without even minimum autonomy, have redefined trade unions as an intermediary with double roles: to link workers and the state bureaucracy by playing the role of a transmission belt and to link workers and the management or employers by acting as a mediator. In both cases, trade unions were recognized as workers’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with high degree of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Such a perception suggests that the Chinese acknowledged the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the face of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society and the necessity to allow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rade unions to share the state's powers in some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areas. Therefore, it may mean an expansion of societal power vis‐a‐vis state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