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法的大决斗——介绍国外有关“安乐死”的争论

情理与法的大决斗——介绍国外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金子桐所谓“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生存无望，在濒临死亡之前，为解脱难以忍受之病痛而萌自杀之决意，而又缺自杀之能力或勇气，乃嘱托他人帮助杀害自己，以达其自杀之目的的行为。就其获得的他人帮助自杀之行为而言...     

聚焦官员的“非正常死亡”

官员“非正常死亡”三大类型 中国官方对官员自杀通常用“非正常死亡”来表述。     

死亡赌博（上）

“山口惠，女，23岁，一星期内她将以自杀的方式死亡，每一位猜中者可获得三百元人民币奖金。”     

自杀的认定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评价

刑法中认定自杀有主客观两方面要求。在主观方面,被害人不仅应当认识到并且意欲死亡结果发生,而且必须自愿地、也即自主决定地选择了死亡。对于自愿性的判断应当以有效承诺的主观要件为标准。重大的动机错误同样导致不能成立自杀。此外,被害人还必须客观上事实性地支配着直接导致死亡的行为,在将不可逆转地造成死亡结果的最后关键时刻自己控制着事态的发展。自杀本身并非刑事不法行为,教唆或帮助自杀、对自杀者不予救助或者过失导致他人自杀等自杀相关行为也不应受到刑事处罚。     

硕士杀妻案背后的纷争与启示

他是一名硕士．他的妻子是一名博士。他在杀妻后自杀，让年仅半岁的女儿成了遗孤。在他们身后，遗孤的抚养权和遗产争夺纠纷正在激烈上演。     

黑牧师桥下的浮尸（下）

死因之谜 媒体把卡尔维死亡案的各种猜测炒得沸沸扬扬。人们毫不怀疑卡尔维是被黑手党的刺客所“自杀”的——这是一个黑社会行话,意思是将受害人伪装成自杀的谋杀。     

安乐死出罪的域外司法实践考察

安乐死源于古希腊允许病人或残疾人“自由辞世”的“好死”之道。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大西洋》中提出：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目前一般认为安乐死是让使患者自身安乐的无痛苦死亡。支持者称安乐死是死者“安详的解脱”．且自由行使选择死亡的权利是尊重人权的基本要义。     

在6岁前对孩子说“不”

心理抚养的第一步是情感抚养。可是,令许多家长困惑的是：他们用情感和全部的心血培养起来的孩子,有一天却突然让父母觉得那么陌生、敌对、可怕。有的孩子在父母看来一直挺老实的,怎么有一天就让警察找到家里说“他参与抢劫了”；有的父母觉得自己对孩子那么好，可是有一天他怎么就因为说他几句居然自杀了；有的孩子则因为自己的要求稍微没得到满足就离家出走……     

一位人大代表的爱心长征

他曾是“绝症患者”，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废人”；他曾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最终却成了拯救心灵、扶危济困的病弱者的知音：他带着一尺多长的手术伤疤东奔西走16年，为10余名重症患者及100余名老弱病残者累计捐款捐物十多万元，帮助3000多名贫困学生和下岗职工走上就业再就业岗位……被人们称为“爱心大使”。     

股神的陨落

2009年11月26日，名动一时的“股市名嘴”汪建中的老父亲汪方才，在汪建中为他买的养老房里服药自杀。汪方才老人曾是一名小学老师．他—直以汪建中为骄傲，街坊邻居们也都夸他教出了个好儿子。而时常被老父亲称赞的儿子汪建中则是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位“股市名嘴”曾出资为村里建桥、修路、盖学校，并建立“村民养老基金”，     

采用4种方式自杀法医学分析1例

自杀死亡个案在日常的法医学实践中较常见，但采用4种不同自杀方式案例较为少见，现报道1例。     

心理危机干预策划系列之下篇 89条短信挽救女大学生

2005年3月初,记者采访了被中外媒体称为“中国反劫制暴谈判总教头”的高峰教授。在他创建的理论体系中,专设有自杀心理干预的独立章节,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在他的主持下开设了多期相关专业的研修班,学员们毕业后,在自杀心理干预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自杀心理干预专家     

官员自杀与心理危机干预

近年来，我国官员自杀事件引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仅12月，就有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属于自杀。     

3例特殊自杀案件的现场分析

自杀案件在现场勘查中比较常见，而采用多种手段自杀（即特殊自杀）的案件比较少见，由于此类案件在现场环境、死亡方式、尸体现象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往往被误认为他杀。笔者在多年的现场勘查中遇到3例特殊自杀案件，报道如下。     

校园安全警钟长鸣（一）

校园安全隐患有20多种：食物中毒、体育运动损伤、网络交友安全、交通事故、火灾火险、溺水、毒品危害、性侵犯、艾滋病等。在全国各类安全事故中，学校安全事故所占的比重很大。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1．6万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就是说几乎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失”。     

扩大性自杀与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正>STRASSMAN在20世纪初提出扩大性自杀的概念,即抑郁症患者在抑郁情绪的影响下,考虑到自杀后亲人遭遇不幸或痛苦,从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出发,先将亲人杀死后再自杀[1]。这是经典的扩大性自杀概念,也是狭义的扩大性自杀,可称之为“利他性自杀”“怜悯自杀”“仁慈自杀”等。但也有抑郁症患者并非出于“怜悯”心理的“利己性自杀”[2-4]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扩大性自杀[2]。因此,对于广义的扩大性自杀,我们定义为精神障碍者在精神病理因素影响下而绝望,在实施自杀前为安排后事而杀害其亲人的一种行为,也可称其为“家族性自杀”。     

自杀与他杀

一天晚上九点半钟，等在房门口的培斯，见警长乔加急匆匆赶来，便哭着诉说道：“可恶的比利开枪打死了我的妻子伊娃，又开枪自杀了……呜……”他哭得很伤心。     

四龄童挥泪鸣冤父亲命丧酒宴责任谁担

2007年8月22日，对于家住河南省登封市区、4岁的晓钢来说，是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日子。喜的是，他当天终于迎来了胜诉的判决，3名被告共赔偿他家各种损失共计13608元；忧的是，“含冤”死去的父亲，也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失去父亲，晓钢今后的生活究竟该怎么过？     

从“沈航空姐赴死”看相约自杀

公民的生命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但在生活中，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还有“自杀”，甚至“相约自杀”的行为。     

记录一起情侣相约自杀案

“农村妹”田甜与男友因恋爱受到男友亲人阻拦而相约殉情自杀,男友死了,她却被死神拒绝,这桩“死亡之约”引起了极大的法律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