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社会管理的困境——以广州D街道“金雁工程”为例

本文以广州D街社会管理项目"金雁工程"为例,揭示当前政府以行政化方式——个人意志决策、指标化运行、追求政府名声进行社会管理,导致管理方式与社会管理价值理念出现错位,从而产生诸多弊端——社会管理稳定性低、表面高绩效实际低成效、忽视社会公平等,终将南辕北辙,以此提醒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要反思和摆脱当前的行政化倾向。     

人物点评

何国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近来,媒体爆出"公益哥"何国苗以个人名义累计捐助诸暨市公益慈善活动的总额已超过1700万元,但自己却带着妻儿一道与母亲挤在老家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发公众热议。同何国苗舍弃自己的小家而投身"慈善"事业的不在少数。汶川震灾后,广州的谭先生举着写有"广州市民抗震救灾售卖楼王"的牌子上街,称自己要把房子卖了,把钱全部     

善优先于权利——社群主义权利观评析

社群主义权利观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自然权利,主张法律权利;主张积极权利优位于消极权利;主张社群权利优位于个人权利;并提倡"善优先于权利"。但它不反对个人自由,也不主张取消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权利划定适当的界,并为个性的形成与存在寻找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以社群为本的权利观念奠立在反对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充分回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风劲扬帆 春华秋实 第七届广州市律师协会理事会工作纪要

自2009年5月以来,第七届广州市律师协会理事会秉承"民主、规范、务实、创新"的工作理念,肩负广州律师的信任和重托,勤勉尽责,勇于担当,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不断提升行业管理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法律精通、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律师队伍,践行社会责任,提供优质服务,为广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广州律师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截至2012年3月底,广州共有律师事务所431家,律师7308人,另有在册实习人员1028人。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思考

对见危不救要否入罪的讨论涉及法律与道德双重关系。法律与道德的离合,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见危不救要否入罪这个问题上,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立法也大相径庭。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法学"的思潮影响日大,"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在立法中得到体现,法律与道德呈合流之势。在许多标榜"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西方国家,都有"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在我国,尽管没有"见危不救罪",对一般的无救助义务的人见危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会/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企业合规本土化中的“双不起诉”

"放过企业、严惩个人"是欧美国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念,但在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典型案例中,既放过企业又放过个人的"双不起诉"现象出现了,这引发了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公正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双不起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未严格区分企业刑事责任和个人刑事责任,未厘清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随着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持续推进,有必要对"双不起诉"引发的质疑作出回应,区分企业和个人的刑事责任,对小微企业的合规不起诉给予足够的本土关怀,厘清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推动我国企业合规本土化深入发展。     

外国领导是怎么炼成的

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往往能使人对其忠诚,但并不是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个"个人魅力"型的领导人,在非洲和一些拉美国家,个人魅力甚至会起到副作用.在没有个人魅力的时候,只要你付出更多的努力,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     

浅析中西方“义利观”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义利观"以儒家、墨家等流派为代表,以"义"为上,强调"义务论",缺乏权利意识,走"人道"之路,最终导致社会高于个人的社会本位思想。而西方的"义利观"则以功利主义、正义论以及权利学说为代表,偏好于"权利论",认为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高于社会。本文通过对比中西方"义利观"的差别,试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的"义利观"。     

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建设

众所周知,目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生态危机,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弗·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不只是政府的危机,也不只是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变迁.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律规制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超脱狭隘的"股东至上主义",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个人本位"的修正和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的是企业对社会利益的增进和维护,"社会本位"应当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对于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的行为和义务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现,但仍然可以通过道德色彩浓厚的"软法"来对其进行规制.在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原则下,应建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的自律机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他律机制.     

大病网络众筹:善心不可辜负

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救助纠纷案日前宣判,筹款人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助情况,将所筹善款挪为他用,被判全额返还筹款并支付利息——近年来,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等平台蓬勃发展,成为个人大病求助的重要渠道,推动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在慈善平台上,一些诸如诈捐、善款挪为他用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这让"行善者"多了几分犹豫与不决。     

哈耶克的正义观简析

哈耶克以其宏大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闻名于世。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否定性正义观,并对"社会正义"进行激烈的批判。他认为社会正义会破坏个人自由存在的基础,只有消除社会正义,才能保障个人自由。本文认为哈耶克的正义观念并不充分依据,而社会正义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城市贫困群体救助方式转换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城市贫困群体救助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依靠政府主导作用、社会参与度不够、贫困者自我救助不积极等,指出构建和谐社会、救助城市贫困群体需要实现"政府引导、社会互助、个人自助"相结合的救助方式,促进社会救助理念转换,在注重生存性救助的基础上关注发展性救助,在激发贫困者自助意识的同时提升其自助能力。     

“再家庭化”:中国城市家庭购房中的代际合作与冲突

作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个因素,家庭在住房领域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论文基于对广州22个家庭的深度访谈,从"家庭化"角度出发,揭示家庭购房动机、方式、策略和差异,以及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住房领域出现明显"再家庭化"趋势。一方面,家庭成为个人获得住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体现为父母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深入介入并运用策略,极大影响住房决策、获得和安排;旧有单位制和住房市场机制对个人住房造成的差异受到家庭因素调节。另一方面,"再家庭化"充满张力且不确定。家庭成员在此过程中重新构建内部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妥协与冲突。     

从一起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谈网络取证

一、案情简介2003年5月9日,被告人韦某以注册网名"weiqing"在某军事网注册。2003年6月至11月,被告人韦某为满足个人炫耀心理和提高在该网站论坛上的个人等级积分,多次到广州某造船厂厂区打探,以及到该厂对岸不同地点使用JVC牌数码摄录一体机拍摄正在建造的我国海军某新型护卫舰建造过程和部分在役舰艇的维修情况等,随后撰写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生存空间之考察——以社会不公平竞争为视角

2010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旨在当今现实条件下努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已步入第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成了社会的顽疾。本文在研究这一群体特点、犯罪情况的基础上,从社会根源、社会原因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社会不公平竞争视角下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生存空间进行探索,研究不公平竞争与其犯罪的关联,以期发展三元协调促进的防控理论,并寻求消除不公平竞争机制,铲除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土壤的对策。     

民法何为--对民法本质追求的思考

作为部门法的民法,源自古代欧洲的罗马法,当时叫"市民法",后被注入"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中国通过日本从西方民法及至罗马私法那里继受了作为表征基本部门法的民法.西方传统理解民法或私法的实质含义,是在个人与国家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点,以行为手段,以责任为保障.民法上的人即市民、私人、私主体,含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等.近代社会的个人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现代的个人是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理念中的个人.称民法人是"经济人"、"具体人"、"抽象人"等多是用作分析民法问题的方法.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民法的哲学基础.民法并未真正社会化.民法所涉及的领域是有限的.民法在精神方面追求平等和自由.这些都涉及到民法本位即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问题.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概念厘定与类型界分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公共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是当前我国犯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对此类犯罪行为,理论上存在不同的概念表述。"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一词较为准确、精炼地概括了其内涵与特征。这类犯罪具有个体性、极端性、暴力性等特点。行为人具有极端化的思维和报复社会的动机,这是其不同于普通暴力犯罪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类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同群体性暴力事件、暴力恐怖犯罪以及西方社会的"仇恨犯罪"存在显著差别。     

病患个人医疗信息的保护与公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参照”条款和个人隐私条款为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条例执行,但具体如何"参照"却不清晰。病患医疗信息的公开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条例中可资"参照"的主要为个人隐私禁止公开条款。"参照"该条规定,虽然并非所有病患医疗信息都不能公开,但那些依据公众普遍认知可界定为个人隐私的病患个人医疗信息,是不得公开的。不过,涉及个人隐私的病患个人诊疗信息的不公开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可基于病患个人同意而公开,或者可基于重要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考虑而强制公开。强制公开应分别考虑公开的对象、疾病的危害性和病患的身份等因素,公开程度也可视具体情形而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