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及法律适用——下篇：法律适用篇

知识产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因此,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与审理其他涉外民事案件一样,应注意到涉外民事案件特有的调整方法及其法律适用方法。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我国对外国人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有条件以及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对我国保护外国人知识产权的影响等,在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具体司法实务中,要注意到一些特有的规则。笔者根据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法律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构成条件的认定 涉外民事案件即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凡民事     

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法律关系 的法律适用

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是民事权利之一种。因此,人民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与审理其他涉外民事案件一样,应注意到涉外民事案件特有的调整方法及其法律适用方法。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我国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对外国人知识产权保护的特有规定以及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对我国依法保护外国人知识产权的影响等,在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具体司法实务中,又要注意到一些特有规则的运用。笔者根据司法实践中在具体适用法律调整涉外知识产权民事关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以主体为依据,还是以法律关系为依据?——对涉外商事案件界定标准的思考

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外商事案件的现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７８条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即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具有涉外因素，该民事关系就属于涉外民事关系，由此产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就是涉外民事案件。由于我国法律采民商合一制，因此，广义的民事案件包含商事案件。但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     

关于我国涉外民事案件认定标准的思考

在国际私法理论界,无论是在《民法典》涉外编还是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起草过程中,对于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标准的争论,一直存在。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涉外案件的标准把握也存在不一致。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应对司法实践中认定涉外案件的标准进行反思,在理论上进行争鸣,在几种不同意见当中确定一种可行的标准,以指导我国未来的冲突法立法中关于涉外案件认定的法律条文设计。     

论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兼评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2011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正式实施,这一立法成果是我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随着国际民事商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也大幅度上升。仅2010年,各级法院审结的涉外民事案件达1.1万件,同比上升16%。但从审判实践来看,当根据冲突规范的指引应当适用外国法时,法官经常以查明外国法"困难"为理由,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最终适用我国法,这一作法显然不利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公正解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对外国法的查明作出了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这一条款,对于我国涉外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涉外合同究竟应受何国法律支配的问题，是确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依据。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民事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外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因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一直颇受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视。     

我国涉外遗嘱继承中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评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立足于我国涉外遗嘱继承中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了《法律适用法》第33条相关规定,并结合外国在涉外遗嘱继承中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对第33条中的遗嘱效力应进行进一步解释,对遗嘱能力应进行单独规定,并对第33条选择性的冲突规范加以限制.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施对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为主要内容的单行法律,实现了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的系统化和现代化,在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该法对于研究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的修改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对司法实务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相关具体规定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该法的实施对中国涉外船舶物权、船舶碰撞以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三大领域法律适用原则的影响.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争议问题

不宜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就什么是"涉外"作出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第二层含义,即确定适用的法律与该涉外民事关系不具有密切联系的,则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有可能妨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正确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中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指我国刑法和行政法、经济法中的强制性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规避未作明确规定,但明确规定不适用反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有一定的考虑。鉴于国际条约的复杂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未规定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     

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适用——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七章为中心

2011年4月1日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专章规定。无论是在该法制定之时还是施行之后,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都是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公平有效地解决涉外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向世界充分展示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开放、自信、包容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人民法院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试从知识产权的特性及其对涉外知识产权关系法律适用的影响出发,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七章的规定为中心,对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初步探讨,以期对该法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有所助益。     

哈尔滨解放区对外侨案件的审理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稳定政权的第一个国际化大城市,外侨人口众多,犯罪率高,法律纠纷量大。从1946年—1949年,哈尔滨解放区法院受理外侨刑民事案件分别为447件和813件,占其所受理的刑民事案件总数的8.3%和14.7%。法院在涉侨审判中以民国法律、解放区的革命政策法令、苏联法以及外侨的善良风俗作为审判依据,有效地解决了纠纷,维护了社会秩序。     

诚实信用原则综论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指导当事人的行为,也是立法和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目的.在实践中,应准确理解立法意图,结合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掌握一个合理的界限.     

论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的查明和适用

我国学者和法官对是否应该适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有不同认识,也没有探讨判例法的具体查明途径及适用方法。本文认为:不管判例法是不是我国国际私法的法律渊源,当我国的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的判例法时,我国法院应该适用外国的判例法;在此情况下,查明外国的判例法是法官和当事人的共同义务;法院应该采取多种方法,包括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五种途径以外的其他方法查明外国的判例法。适用外国的判例法一般就是采用类比方法或者区分辨别方法适用判例中确定的法律规则(Ratio);而且,如果当事人对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规则达成了一致,我国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判例法规则,不需要通过其他查明途径。     

我国环境基本法中基本原则的立法探析

环境法基本原则对环境法体系建设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是学者在参考和借鉴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归纳概括得出的.由于没有较高位阶的立法规定,现行环境法基本原则存在表述不一致、内容不确定、无法充分体现环境法价值理念等缺陷.纵观外国环境基本法大都有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专门规定.在全球环境法形成的大趋势下,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而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环境法治背景又使得各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立法技术极具个性化.目前,具有我国环境基本法地位的《环境保护法》正面临修改,利用这一契机,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明确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是环境基本法修改的重要任务之一.     

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设定方式研究

民事责任“乃是现代民法之生命力所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民事立法的进步与完善 ,其着重点不仅在于人民可以享受民事权利之多寡 ,而且必须兼顾制定尽量完善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在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上处于启蒙阶段 ,现有的规定存在着诸多与现实需要相脱节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内容。考察和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相关立法及其原因 ,寻求切实可行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设定方式 ,以期发挥民事责任在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 ,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近来祖国大陆的法学界流行着两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其一指责中国传统司法者不遵循法律和先例,仅仅就事论事,凭天理人情作成判决;其二声称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没有法学可言。二者都与事实不符。第一,中国自秦汉时起,法律已极繁多,在有明文可以适用或有成案可以比照的情形下,司法者都乐于遵循,不会自找麻烦另寻判决的依据。如果没有法律或成案可用,任何法制里的司法者都该先仔细分析案情(“就事论事”),然后探索法的精义(“天理人情”)而作成一个合乎公平正义的判决;中国传统司法者的做法并非例外。第二,中国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不仅以纯理性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的法律加以注释、批详,并且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经验中去深究其渊源、目的和效能,以及法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系、法的正当性,法律条文不足时应该如何补救等法学上的重要问题,留下许多著作,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只因他们的观点、方法和所用的语言及陈述方式与近人习见的不同,所以被忽略了。中国传统法制自成一系,与世界另几个重要法系并立,各有短长。如要加以检讨,应该先对它作一番整体的、深入的研究;如果想用另一法系的某些规定作为他山之石以改善中国法制,则更须对那些规定甚至整个法系作一番同样的研究,看清了二者的优劣,慎为取舍,不可以轻易地将中国目前的问题一概归咎于传统,更不该盲目地仿效他人。     

基本权利在特类民事行为领域的适用

"特类民事行为"即指与国家公权力有关联的民事行为。它主要适用于给付行政领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国家以私法主体身份所为的民事行为,具体可以分解为3种形式。该类行为必须受到基本权利的限制,但这仅仅指向于其中的行政私法行为。而且,基本权利对该种行为的适用与对传统高权行政行为的适用不同,前者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其二,私人在传统公共行政领域所为的私法行为。该行为属于"公共行政民营化"中的第3种形式,即"实质民营化",主要集中在给付行政领域。该类行为要受到基本权利的约束。而且,应该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但是,法律保留原则在该领域的适用和在秩序行政领域的适用具有本质的不同。     

民事立法方法的一种新进路

法学方法不仅包括法律适用的方法,也应包括立法的方法。民事立法中那些敏感和争议较大的问题都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外国法的借鉴或概念的逻辑推理能够解决的,往往要通过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过程,这其实就是哲学上的价值评价问题。其中价值选择是关键,而进行价值选择又需要有一定的思考路径和方法作指导,即先要把民事立法时所面临的价值冲突问题进行归纳分类,然后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以利益衡量为内容,以民法原则和民法规范为载体进行立法。     

民法总论逻辑结构研究——从伦理人格主义哲学角度看民法总论逻辑结构的发展

民法总论逻辑结构不但使民法总论能够避免沦为概念和原则的简单堆砌,而且还是民法总论"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融合的桥梁,它已成为现代民法学的基石。学界对其论述颇多但缺少法哲学基础,拟从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入手来探寻民法总论逻辑结构的发展规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法总论,进而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略尽绵力。     

Substantive rules of argumentation for value judgment in civil law: In the context of academic practice of civil law in China

Value judgment is at the core of civil law.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cholars of civil law reac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sensus on specific value judgment by rational discussion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value orientation. Based on a brief evaluation of the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 and with the basic value consensus of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as the premise,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substantive rules of argumentation for scholars of civil law to discuss value judgment: First, a strong of equal treat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 and justified reasons or otherwise; Second, the freedom of civil subject should not be restrained in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 and justified reasons or otherwise. To reac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to reach new consensus on specific value judgment further, scholars of civil law should base their discussions on substantive rules of argumentation for value judgment, follow rules and forms of argumentation as procedural techniques, and apply proper methods of argumentation.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substantive rules of argumentation on two specific value judgment issues of civil law schol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