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中“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个种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特定身份信息”的增设,对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特定身份信息也面临着刑法保护难题。一方面,其内涵不清晰导致无法确定此类信息的特征与要素;另一方面,其外延不明确致使难以把握此类信息应当包括哪些具体信息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视角下“特定身份信息”的实质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立足法秩序统一原理、以前置法规定为基础明确其包含要素,并基于保护法益对其内涵进行限定,同时还要借助场景理论对具体包含的信息类型进行实质判断,从而准确适用入罪标准以实现对特定身份信息的刑法保护。     

信息因素与毛泽东的决策探析——以“三反”运动为例

信息作用贯穿于决策始末，是决策做出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对“三反”运动的发动、发展、运行调整，都直接源于对信息的获取、深入及其拓展。从信息与决策关系的微观层面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决策做出的深层次历史原由，了解信息因素对毛泽东做出决策的重要性，可以为新时期建立科学的信息决策机制提供历史的借鉴。     

执法行为的信息费用——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件为例

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案件引发了众多思考与探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以发现,完美执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信息不对称。执法者和＂黑车＂司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黑车＂司机对违法行为拥有完全信息,执法者则属于信息劣势方。执法机关为了降低发现违法行为的信息费用,通过＂钓鱼执法＂这种引诱方式执法,同时通过＂有奖举报＂制度向第三方信息优势者购买信息。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降低执法行为的信息费用将是破解＂钓鱼执法＂难题的关键。     

网络游戏及其直播的法律适用——以“耀宇诉斗鱼案”为例

网络游戏作为一种计算机软件,兼有作品属性和工具属性。网络游戏的工具属性——可玩性是网络游戏的价值所在。根据网络游戏的特征和性质,宜将其视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并承认网络游戏画面属于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对网络游戏直播应适用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耀宇诉斗鱼案适用《侵权责任法》,要求侵权者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更具合理性。     

“智慧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以上海“一网通办”改革为例

一网通办改革,惠及民众像网购一样方便和进一网、能通办,体现了顾客导向和整体性政府建设的要求,为智慧政府建设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以一网通办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智慧政府建设推进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表面在线上,实际在线下,根子在政府管理和政务服务流程的优化和完善。智慧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顾客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基础是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未来价值取向是推进政务服务流程的革命性再造,打造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相融通的整体性政府。     

践行“同行”思想的几点思考——以广西桂林市为例

近几年来,桂林市统一战线在践行“同心”思想、打造“同心”品牌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探索了有益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统战部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搭建载体,把“同心”品牌工程引向深入。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研究——以河南“钴60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管理是关键,如果处置不当,容易造成危机的扩大化,将会给人民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和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尤其是加强对危机信息过程的有效管理便成为处在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所要认真思考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河南"钴60事件"的信息管理过程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从其信息封锁、信息无序、信息纠正、信息对称四个方面实证研究来看,我国在公共信息管理方面存在很大不足。我国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须从信息公开、建立信息管理体系、媒体利用、信息资源共享等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治安“黑点”治理研究——以三明市为例

治安＂黑点＂治理就是借鉴道路交通事故＂黑点＂路段治理做法,将疏于防范、发生案件、治安混乱或管理不到位、存在隐患等治安问题的部位列为治安＂黑点＂,组织排查,立项挂牌,运用＂1＋N＂机制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开展打防管建综合治理的一种模式。具有前提性、挂牌性、机制性、推进性特点,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一项突破和创新,融入了项目化与机制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等创新元素,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的、渐进的、有形的打防管建治理体系。     

民主党派践行“同心”思想,打造“同心”品牌问题研究——以广西为例

践行同心思想、打造同心品牌、推进同心实践是新形势下民主党派服务科学发展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广西把打造同心品牌作为统一战线核心工程,整合民主党派资源,聚力推动同心实践。当前,广西各民主党派打造同心品牌还存在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形式与内容还需进一步创新、民主党派组织自身建设与同心品牌持续发展不适应等问题。为此,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优化同心品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优势,深化同心实践。     

“城中村”形成机制与对策研究——以昆明市“城中村”为例

“城中村”作为我国当前国情下的一种独特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新旧体制之间的尖锐冲突。文章以昆明市“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我国“城中村”的形成机制,辩证地指出了“城中村”的危害性和积极作用,并对“城中村”改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马英九当局“侨务”政策的转向分析——以“侨务休兵”为例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一直将“侨务”政策作为“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发展。马英九上台后,“侨务”政策无论施政理念还是工作主轴相较于陈水扁时期都出现了较大的转向。本文在对马英九当局提出的“侨务休兵”的背景、内涵、瓶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侨务休兵”实施后的走向及对未来两岸“侨务”事业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预测评析。     

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些社会和环境问题凸显,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并影响日后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过大,给居住、交通、就业、环境等都带来一系列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在城市管理方面可供有关部门借鉴。     

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的思考——以“钓鱼式执法”为例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现有的《行政处罚法》对执法取证的规定又过于简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空间偏大,导致执法部门频频“创新”,经常采取利诱等方式取证,并使取得的证据堂而皇之地成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为了有效消除类似“钓鱼式执法”现象,必须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建设,完善程序乃至实体上的法律规定。     

“亲“”清”关系视阈下政商制度化沟通机制建构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建立健全政商制度化沟通机制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保障。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以整顿干部作风为焦点,不断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显著成效,为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对标发达地区、对标企业群众期待,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亲”“清”关系视阈下,政府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政商间“诉求表达”“信息反馈”“动态监督”和“精神支撑”等制度化沟通机制,为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实现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共赢。     

关于“三项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三明市公安机关为例

三明市公安机关在“三项建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以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筑牢稳定防线，以改革侦查破案机制提高打击能力，以信息化建设推动现代警务机制的日益形成，以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以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增强公安整体素质，改善公安工作环境。坚持改革创新，精细运作，突破难点，务求实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和“三项建设”，全面提升新形势下公安机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个别化”社区矫正实践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社区矫正试点以来,上海坚持重在体现人性化管理、人文关怀的工作理念,2011年以来,上海各个区县更进一步积极创新实践“个别化矫正”方案.以上海市F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理论和实践考察,支持社区矫正实施的社会土壤、专业人才介入和干预、执法权和机构的规范性、严肃性有待改善.     

网络舆情信息安全问题研究——以“表哥”事件为例

考察“表哥”事件所展现出来的网络舆情发展过程,将其分解为舆情潜伏预警期、舆情爆发持续期、舆情缓解下降期和舆情趋于平淡期四个阶段。分析在整个事件中政府、网民和媒体在网络舆情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继而探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网络舆情的信息安全。     

关于深化“两法衔接”的实践与思考——以犍为县为例

“两法衔接”,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任务。目前,犍为县在具体实践中积极作为,但是还存在一些差距,具体表现为：对“两法衔接”工作的重视还不够,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积极性不高,行政执法部门与政法机关之间信息不畅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不完善,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两法衔接”过程中证据转换难。针对“两法衔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各有关单位应当从完善工作机制入手,重点完善“两法衔接”移送受理机制、平台管理机制、打击整治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组织保障机制、督导考核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为例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基本情况的分析表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对原告申请内容的审查标准、政府信息的认定以及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公开义务的认定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从标准的设置与适用、政府信息范围的可操作性范畴、诉讼类型化以及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政策性“三农”保险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以湖北省为例

湖北省政策性＂三农＂保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要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程。检验该政策能否可持续发展,需要用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和时间维（持续）这三个维度对可持续发展做出深层次的解析,进而对政策性＂三农＂保险这一惠农政策的发展路径做出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