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下“后乡土社会”的法治构建冲突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形成并延续了几千年的礼治秩序,但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农村的建设,乡土逐渐发生异变,后乡土社会逐渐成型,伴随传统乡土特征的礼治秩序也随之逐渐解体。在新的法治秩序构建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治秩序发生冲突,需要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制资源和良性秩序四个方面予以解决。     

礼治法治以及对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读《乡土中国》有感

本文在《乡土中国》中对礼治分析的基础上,窥探中国基层社会中礼治与法治的冲突,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农村法治秩序做些思考。     

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推进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① 法制现代化理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诸多影响法制现代化进程变项中的一对关键性变项，而是否以形式合理性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行的原则，则构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区别。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实证标准。现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高度重视…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运作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礼治"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具有道德内涵的礼仪制度,并通过礼仪制度确立等级分别,最终实现政治等级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中国古代"礼治"实践的真正途径是法律强制,法律对"礼"这种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礼治的现代性探究——读《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①有感

中国古代社会以法为制,以礼为魂,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礼治”文明.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古代“礼治”的利弊.而鉴于放弃礼治的清末变法实践的失败和法治的弊端,本文提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离不开礼的观点.以礼为基石建立中国现代道德体系并将礼治中的合理成分融入法律能更好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     

浅析“礼治”与“法治”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论乡村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培育

乡民对国家法律缺乏信仰,直接影响到法治建设的成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法律在乡民生活中未获得现实生命力,法外行政与司法权滥用抑制了法律信仰的形成。培植乡民对法律的需要,从体制上根治司法腐败,加大对乡村的法律服务供给,实为乡村社会建构法治秩序之前提。     

当代法学的历史使命——以中国法治建设为指向的法对策学思考

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并阐释某种法治秩序。当代法学首先是根植于中国法律实践,阐释实践中的两个法律样本即技术性样本和政治性样本。政治性样本始终与现实的政治话语纠葛在一起,但作为一种政治智慧,要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同时避免司法问题的泛政治化,特别是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可以被利用,但却不能被违反。纵观法治建设的历史,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中国法治建设不能生拉硬扯,应该顺应历史和时空条件,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法治之道。在经济改革拉动下的私法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下一步,应该在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下,寻找建构法治秩序的突破口,完善社会法域和公法域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法治秩序。     

浅谈公民意识的生成

公民意识是从法律制度规范走向现实法治秩序的重要桥梁。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优良的公民意识能充分有效地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准则，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先天不足，这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是十分不利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全方位探讨建立孕育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个性化、现代化。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

"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与时俱进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带着这一疑问,本文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即礼治、德治、人治、以刑为中心等方面进行分析,尝试探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价值。     

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思辨——解析儒家传统守法思想

儒家的守法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礼、德的遵守及对统治秩序的服从。礼治、德治、人治是儒家传统守法思想的核心,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早已超越的时代和历史背景的局限,现在看来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仍具有进步意义和挖掘价值。解析、挖掘儒家守法思想,自觉地激活传统中有利于现实,有利于发展的成分,传统思想才能成为法治建设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乡土社会和现代法治的冲突与解决途径——观电影《被告山杠爷》有感

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具有法律争议的情节折射出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种种冲突,这是由于现代法治根植的土壤,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等都与乡土社会的治理是两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冲突可抽象为司法与行政、礼治与法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协调这些冲突需要以解决纠纷为中心,重视民间法的力量,关注村民的法律创造力,并用反司法理论治理基层问题。     

论现代法律视角下礼治功能的实现——从“礼治息讼”看现代法治的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有选择的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对现代法律秩序的价值构建方面,儒家的"礼治息诉"思想为当前的调解制度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在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     

中国社会新时代的新型犯罪治理机制——以罗师庄社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大转型,中国进入了传统的礼治秩序被解构,新型的法治秩序没健全的多元化新常态社会,传统的一元化犯罪治理机制陷入困境.湖州市罗师庄的社区警务,通过重构新熟人社会激发了多元共治的社区活力,以健康的治安共同体遏止了犯罪的高增长,探索出了一条新常态社会的新型犯罪治理之路.     

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律与道德问题

我国法治进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最终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和道德问题:法律秩序的构建与形成实际上是社会成员道德秩序重构的过程。在一个缺乏道德信仰的社会里,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建成法治社会的。因此,社会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现象,其背后的问题应当是道德问题,即道德自觉、道德修养与道德信仰。所以,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法律和道德问题!     

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正> 目前,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这个很有价值的新课题,法史学界的总观点是:礼治与法治关系的演变是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认为,这个观点虽然抓住了礼治与法治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仅此而已似乎将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了,并且缺乏对礼治与法治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因而是不够的。本文拟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的议论。中国法律思想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范畴,概括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离不开这些范畴,但又不能局限于其中。因此,弄清这些范畴的内涵,尤其是其相互关系是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基本线索的     

言论广角

正付子堂: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信仰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信仰法治的实质,不是把法律当做现代神灵来膜拜甚至盲从,而是要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一种以正确理性、具体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和参与秩序,使法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要信仰法治,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制。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法律秩序形成

和谐社会作为法律秩序建构的重要目标,对法律秩序的形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律秩序作为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巨大的稳定与保障作用。促进法律秩序形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可以促进法律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