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与刑事司法

法律,国家稳定的基石,法治的根本;民愤,只不过是一种民间情绪而已。从表面上,法律是法律,民愤是民愤,二者似乎毫无关系。但从最近的许霆案,到张金柱案、黄静案、刘涌案、佘祥林案,邱兴华案等案件中可以看到,民愤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意无意间成了左右审判,铸造冤案的祸因之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不怪乎有人质疑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重新审视刑事司法中的民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民愤、传媒与刑事司法

民愤是民众的义愤情感,它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公民素质,可能对刑事司法起到纠偏作用,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传媒的民主特性有力地推动民愤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传媒并非圣人,有时也会误导民众,加上民愤难以识别,所以民愤不能左右刑事司法的实体处理,只能对程序的进行产生某些影响。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论我国刑事审判中法官的职权

人们似乎将刑事审判模式与法官职权的大小简单地等同起来。其实不然,刑事审判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庭审中法官对哪些事项具有决定权。因此有必要结合刑事审判模式的转型,思考如何对法官职权进行合理的配置。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能与不能”、“当或不当”之论争

民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大众诉求.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民意越来越多地以“民愤”或“民怜”(亦称“民情”)的形式介入司法活动,这在一些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的“舆论杀人”、“媒介审判”只是一种表象.“民意”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方可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当前应协调司法与民意的...     

论刑事审判对象

刑事审判对象的基本机能在于限制刑事审判权的膨胀和扩张,保护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审判对象作出了明文规定.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缺乏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我国法院在行使刑事审判权时的任意性,危及被告人的人权.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就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作出明确规定.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审判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囿于国权主义思想、审判人员的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不健全、制度设计缺失等因由,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多地方仍然亟待完善,本文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刑事和解、未成年罪犯的刑罚等三个方面论述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以期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     

刑事诉讼中二审调解协议的确定

刑事审判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一直都是审判工作的重点。实践中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刑事案件采用不同的调解方法，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要求，结合审判实践经验，规范地制定调解协议，这样才能有力地帮助刑事审判裁量结果的做出，保证“案结事了”。     

论刑事庭审网络直播的规范化

刑事庭审网络直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强化公众对法庭审判活动的监督,促进法庭审判的规范化并最终提升刑事审判的质量;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侵犯公民权利并使刑事审判程序发生异化的潜在风险。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庭审网络直播进行系统地考察,并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对其规范化运作作一宏观上的制度设计,从而有效防范其风险,提升刑事审判的质量。     

量刑基准初论

量刑不均衡向来是饱受民众非难的问题，察其症结，规范的量刑基准之缺失实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所以，明确量刑基准的存在意义、重新检视量刑基准的概念及确定方法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和极具实践性的任务。     

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以抢劫罪为实例的研究

在中国刑法规定中,不但规定犯罪的基本行为,同时规定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后者即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这种立法模式有积极价值,也有消极影响,甚至带来多罪刑阶段加重减轻事由与法定刑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要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在法定刑上运用多罪刑阶段之间的交叉式规定模式,并在立法技术上体现出立法公正的要求。     

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难点及立法思考

近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对社会治安威胁严重 ,在司法实践中依法准确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面临着诸多难点。现有的法律规定对此类犯罪的认定标准偏高 ,法定刑偏低 ,不利于严打整治的有效开展。文章针对财产刑 ,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黑的处治、单位涉黑犯罪等问题 ,难题提出了一些探讨性意见 ,以期促进我国刑法更加合理与完善。     

改革开放30年与刑法观念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刑法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内在变革：从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从对经济犯罪的过度介入到适度调整；从对公有制经济的重点保护到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从罪刑心定到罪刑法定；从刑法偏重于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从对经济犯罪的重刑主义到宽严适度等等。刑法观念的变革必将进一步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论刑事法上的“选择确定”

选择确定与罪疑唯轻、法条竞合、无罪推定有着本质的区别,选择确定的适用前提是罪名间具有法定的择一关系.选择确定规则的功能有两项:一是使裁判者在遵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根据刑法规范对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评价;二是贯彻刑法保障刑事被告正当权益的功能.如果罪名间不具有犯罪阶层的包容关系,且当罪名间具有"法伦理上和心理上的可比较性"及"不法核心的同一性"时,裁判者有权根据选择确定理论作出有罪判决.选择确定规则在刑事程序法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犯罪行为涉及罪名的构成要件间属选择确定关系,应当允许公诉方进行选择起诉.     

管制刑司法适用的几个问题

管制刑适用比例低的原因除了主观因素外,还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管制刑不是随意适用的,只有在符合管制刑的条件下才能加以适用。完全否认刑法第39条对管制刑犯的限制性作用是不可取的,并非是刑法第39条规定不具有限制性,而是由于执行不力使刑法第39条规定的限制性作用得不到执行。“社区服务令”是某些国家规定的一种刑罚方式,但在我国刑法中却缺少法律依据,因而管制刑不能由“社区刑罚”取代。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探讨

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对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作为条件。对缓刑犯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并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在出现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时,主刑执行期间仍应剥夺政治权利,主刑执行期满之后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则视主刑执行之前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是否届满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