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世界秩序的架构与解体

天下体系是中国封建王朝建立的世界秩序,天人关系则是中国架构世界秩序的基本命题,作为君主的天子则处于天下体系的核心位置。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经历了两次转型。到了近代,天下体系受到剧烈冲击,并最终走向崩溃。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

中国古代曾否经过农村公社?西周还有没有农村公社?这是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十多年前我国史学界曾有所讨论,但多局限于诠释文献纪载以论证其有无。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的经济条件,说明它的延续和解体,则似未曾见。恩格斯教导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     

古代太子的养成之道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殷为天子,二十余世;周为天子,三十余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     

世界眼光与中国担当——深刻理解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内在规定着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眼光、天下胸怀、人类情怀的政党。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致力于为人类作出贡献,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胸怀天下的历史,就是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新时代,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始终胸怀天下,牢记“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的初心使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智慧和方案,彰显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优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费正清与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

本文的英文版是《哈佛东亚研究丛书》的一种（第32辑）,1968年由在美国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美国中国学界的泰斗费正清教授,它是从1963年到1965年一系列学术列研讨会和座谈会的结晶,共收录了13篇各国学者的论文。     

从《群书治要》的爱民思想看如何承担好对人民的责任

《群书治要·尚书》上说：“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意思是说,天子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才称王天下,圣人通过取类这种比喻的方式来正名,所以把君喻为父母,明了仁爱德让的道理,这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这就告诉我们：天子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顺着天道而行事,他作为人民的父母才能够名副其实。所以,爱民是君主应尽的本分。     

中国传统“天人关系”哲学思想与当代环境理论建构

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至《易传》而综其大成.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和“人为贵”思想的统一.其要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既主张人依赖自然,尊重自然,又反对把人彻底等同干自然;既注重人异于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又反对人凌驾于自然和肆意妄为的主宰自然.这对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认识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范式,是分析中国的国际定位和发展路径的重要理论工具。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建构理论的中国范式为视角,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加以解读,充分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与超越,并由此指导新时期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先秦诸子与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剧烈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已名存实亡，威权下移至诸侯国手中。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竞相招揽人才。这期间，各种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在思想界的代表都自由地抒发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自由意识和创造精神、学术最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可以说是各阶层各集团出于对国事民瘼的忧患之心，对天下疾痛提出的救治之方。     

中国古代所说的爱国指的是爱祖国--不要因古今词义的变化而发生误解:兼答叶文宪教授

在专制王朝时代,以天下为私有的帝制是个不近人情、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制度,作为专制王朝代表人的皇帝必然是独夫、民贼、天下之大害。2000多年来,我们愚昧、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中国古代,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从有“国”字开始,从人们有“国”这个概念开始,大家就是爱国的。不过那时候“国”的含义比今天的含义要大得多,它既指“国家”,又指“民族”,还指“故乡”。人们所称的“爱国”,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爱祖国”。因此,爱国精神已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试论中国传统爱国主义及其与文化民族的关系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自己祖国深厚的、古老的感情,爱国主义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论文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爱国主义在古代中国的表现,另一方面分析爱国主义与古代中国文化民族之间的关系,这能够帮助我们对传统爱国主义的内涵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既扩大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范围,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内涵。     

困境与出路: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研究的思考

体系研究被视为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的发展趋向、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研究在21世纪的重要构成。然而,自上个世纪即已开始的体系探索异见纷纭,广被诟病,所推出的体系未有一种取得知识公义性。体系研究以推出客观体系为预期和评判,指向研究本身的思考却掷出客观体系无从获得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非现成的存在态也意味着主体介入难以避免,体系研究似乎无以为进。省思体系话语困境,寻求突破之路,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为客观性期待和评判中秉持的客观性观念,一为体系研究的元思维模式。     

近代以来中国集权政治的解体与重构

本文采用“集权政治解体—重构”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文章认为旧王朝体制对现代化因素容纳能力有限和西方文明扩大了中国制度选择集合是导致中国集权政治解体与重构的原因所在。集权政治的解体与重构经历了地方离心势力的形成和迅速崛起、传统集权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过渡与受挫和集权政治的重构三个阶段。集权政治的解体与重构完成了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演变,但其艰难曲折的历程也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序

中国,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曙光,跨过高山,超过大海,普照了东亚大地,催生了一个包括多个亚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     

古代中国父权与古代西方父权的比较

父权在中西方法律史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中均有对父权的保护和支持,但内容上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父权几乎是绝对的、永远的,而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限制,并随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父权在中国一直得到强化,在西方则逐渐削弱,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古代中西方父权的不同演变是由客观的生产力、自然环境因素及主观的思想和观念传统的不同造成的。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体的过程

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一方面是在各级政府和农村经济集体的努力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预防和医疗网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各个行政村（生产大队）都配备了医务室和赤脚医生．其功能集预防和初级医疗服务于一体，大大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压性。而且，通过列各级、各类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定位和适宜技术选择，严格控制了医疗服务成本。     

重视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

21世纪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大讨论是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参与这场讨论,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对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的机会,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无法向世界和子孙后代交代。     

论中国古代的帝王崇拜——以长江上游石刻为例

＂帝王＂是对各朝代的最高君主的总称,＂帝王崇拜＂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过程。本文分析了帝王崇拜的滥觞、重基础、曲折再现和最高评价,构建了中国历史上帝王崇拜的完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