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卫星出口管制改革

为了维护美国卫星技术优势,从而确保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美国把商业卫星及其部件列为"军火",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控制,对其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但是,美国的做法没有阻止其他国家的太空事业发展,也没有阻止盟国发展不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约束的卫星,反而导致本国太空工业的国际市场萎缩,国家安全风险增大。为此,美国政府试图尝试对卫星出口管制政策进行改革,把商业通讯卫星及其部件从国务院管理的《美国军品管制清单》转移到商务部管理的《商业管制清单》,但是,却仍把诸如载人的亚轨道、轨道飞行器等商业航天器、为在轨卫星提供服务的商业航天器列为军火。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

本文在史料的基础上,以近代美国在华活动为例,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美国的扩张方式与英国不同。为了增进和维护其在华利益,美国尽力与英国等列强合作,避免冲突;千方百计地推进自由贸易原则,扩大市场;运用软实力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影响。这种策略使美国实现了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美国陪审团废止权的历史演变——民主与现代化的矛盾

本文探讨的是美国陪审团废止权的历史演变.文章首先追溯废止权的英国起源和它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发展,然后阐述废止权在19世纪的逐渐式微和它在当代进退维谷的境地.文章认为,废止权是陪审团作为人民的直接代表能否真正参与司法的关键所在,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但是随着政治民主化、司法专业化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挑战,陪审团废止权弱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现代化的结果.不过,废止权在制约政府权力、纠正不当立法、反映民众心声和保证公正判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现代美国社会的需要.如何处理好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使民主不会因为现代化而牺牲,是美国人民长期以来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核出口管制政策的经济分析:以联邦德国与美国的比较为例

经济利益是决定国家核出口管制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核出口管制发生于国际贸易,而核电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特性,对于这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战略贸易理论进行解释。当不同国家在核出口上存在竞争时,占有核市场较少的国家为扶持本国产业生存,弥补其竞争劣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获取垄断竞争带来的出口经济利益,往往会进行政府干预,从而造成其核出口管制政策比占有核市场较多的国家宽松。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联邦德国与美国核出口管制政策的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跨州公民权的历史考察——以联邦宪法“特权与豁免权”条款为中心的研究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条款是各州公民跨州流动权的重要保障之一。然而,此条款的含义历来颇具争议,联邦法院的解释也是因时而变。总体来看,联邦法院对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解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特权与豁免权被看作自由政府下的公民都必须具有的基本权利,每州公民在任何一州都能享有;在第二阶段,此条款的目的被解释为保障每州公民在外州不受歧视,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所在州公民依本州法律所能享有的同样权利;在第三阶段,该条款仍被视为每州公民在外州对抗歧视性待遇的武器,但联邦最高法院同时又强调,在不破坏联邦统一性且具有实质性理由的前提下,各州可以给予外州人差别对待。受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变化的影响,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适用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每州公民进入外州后所能享受到的权利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技术壁垒对河北省禽肉出口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以日本技术壁垒为例

禽肉产品是河北省传统的出口创汇农产品,主要出口日本市场。但随着禽肉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河北省的禽肉出口越来越受到日本技术壁垒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日本对河北省禽肉出口的技术壁垒实施情况,分析了技术壁垒对河北省禽肉出口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日本技术壁垒的对策。     

浅论美国情报机关预算信息公开——以“阿福特古德诉国家侦监局”案为例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涉及情报机关信息公开的诉讼最为敏感和引人关注。2005年6月30日,史蒂文·阿福特古德就国家侦监局拒不公开2006财年国会预算说明书而起诉了该机构。双方立足于《信息自由法》和《情报授权法》的关键条文展开了激烈争辩。在庭审过程中,上至国会参议员,下到美国民间机构纷纷参与其中,充分展现了美国情报机关信息公开诉讼的复杂博弈特点。虽然,庭审的最终结果是原告胜诉,但透过本案可以发现,美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着偏袒情报机关不公开政府信息的特殊程序规定,这不但与《信息自由法》的精神相悖,也给司法机关维护公民知情权设置了巨大的法律障碍。     

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以阿裔美国人的游说为例

冷战结束后,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一趋势将因奥巴马当选而得到强化.美国学术界对族裔游说的观念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消极派占据上风.消极派认为族裔游说有损美国国家利益,质疑为其母国利益游说的族裔的爱国主义.因此,在不同处境下的族裔游说团体要么选择消极游说--处境不利时首先致力于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要么选择积极游说--无须担忧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时正面促进其母国国家利益.阿裔美国人游说的发展过程就是经历了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两个阶段的一个典型.     

美国促进农业出口政策机制研究

本文以美国农业出口促进政策机制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培育了农业出口竞争力,并使美国农业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仍然保持持续增长。促进农业出口是美国"国家出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农业出口促进政策既包括以保护农业为目标的直接补贴政策,也包括以推动贸易扩大出口为导向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策略。美国政府为促进农业出口实施的具体项目计划从根本上满足了农业出口商的需要,而农业贸易融资和风险保障等则为农业出口提供了有效市场化运作的保障机制。美国农业出口增长仍将延续,新兴经济体为美国农业出口提供了巨大潜在市场。稳定农业、创造就业和确保粮食安全也是美国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内容。     

U.S. responses to the Tiananmen and Kwangju incidents: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Korea

This article focuses upon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Korea through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of U.S. responses to the 1989 Tiananmen and 1980 Kwangju incidents. The thesis contends that U.S. policy towards both countries was founded primarily upon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was often obscured by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se nations’ internal affairs, history, and culture. Although these factors exist in U.S. relations with the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greater importance upon China than Korea, a situation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benefit Americans.     

冷战后美国学者对华政策论争

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 ,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 ,是冷战后美国学术界特别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着力研究的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还是“战略伙伴”;美国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还是“接触战略”,或者二者兼而行之 ;如何认识九一一事件与伊拉克战争后的中美关系 ,都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但无论观点如何 ,其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单一行政官"理论是在对美国宪法有关总统权力条款的解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图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形成于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后来,"单一行政官"理论不断地发展演变,为美国总统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单一行政官"理论通过证明总统扩张权力的正当性,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了威胁。要厘清总统权力的边界,必须参照宪法的文本和结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An American vie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aiwan

Since Tiananmen in June of 1989 when U.S.-Chinese relations hit rock-bott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and improved their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reality, not wishful thinking and hype. At the same time, U.S. and Taiwan relations hav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while China and Taiwan themselves have created a new atmospher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new U.S.-China relationship based on human rights, nonproliferation, and trade reciprocity could bring greater stability bu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on top of the emerging regional economic powerhouse of Taiwan-South China-Hong Kong and not be distracted by peripheral issues such as conditional MFN.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

美国政治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府会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在一个分立的权力体系下,作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从其最初创立到不断扩权、角色转化的过程就是总统和国会不断争夺国际贸易政策权的过程.国会不断挑战以行政为主导的"1934年体制",试图建立新的府会共管的国际贸易制度.府会关系的变化不仅直接决定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权限和地位,也影响了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谈判行为.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本文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