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启《巴黎协定》谈判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分析

国内成本与国际收益的长期不对称,是导致美国意欲退出并要求重启《巴黎协定》谈判的深层次原因。退出《巴黎协定》或将打破美国历来"以联盟为中心"参与全球治理的传统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对《巴黎协定》后续谈判施加影响的权力,也不代表美国会放弃其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实质性话语权。美国以退出为要挟要求重启谈判的做法或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履约带来负面示范效应,甚至延缓实现温控目标的时间,但不会导致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逆转。     

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转变及中国的贡献

正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巴黎协定》凝聚了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决心,为世界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的决定和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备受瞩目的巴黎气候大会在经历"加时赛"后终于成功落下帷幕。巴黎大会成为气候谈判的历史性转折点,代表着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     

大变局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首次全球盘点的分析

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完成了对《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明确指出《巴黎协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各缔约方尚未集体步入实现《巴黎协定》的宗旨及其长期目标的轨道,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这次气候大会也确定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以便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也表明绿色转型的时代潮流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转型的步伐在未来十年将持续加快。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显著上升。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中国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利用首次全球盘点向国际社会发出清晰信号,坚定推进自身“双碳”目标的实现,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2018年,欧盟对内完成了2030年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律化、搭建能源联盟治理规范体系、限制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对外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重点,重视多边舞台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沟通与协调。上述行动是欧盟建设能源联盟、向低碳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关键步骤,对落实《巴黎协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欧洲能源转型受到新旧能源利益冲突的阻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碳转型引发对公平的担忧成为欧盟亟需解决的新矛盾之一,气候能源政策在社会维度的影响力需要加倍重视。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步入“新危机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趋势、困境与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不断增多,"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正步入"新危机时代"。在此背景下,气候变化逐步成为影响深远的全球主要风险,危机应对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全球气候危机应对进程面临三重严重困境,能否摆脱这些困境、降低未来气候风险的规模,取决于如今采取的减排行动和能否增强抗御能力以及从多个维度提升气候危机治理能力。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谈判的争议热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知识产权与气候有益技术的转让、知识产权是否应纳入气候谈判及知识产权具体利益等问题僵持不下。导致上述僵局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作为知识产权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了其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随着新兴经济体气候有益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利益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信任危机加剧。随着《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中国作为气候有益技术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独特利益,需要明确自身利益诉求的本质,并尽早从战略和策略上提出预案。     

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目前,国际碳交易机制网络群体呈现复杂化态势,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相互渗透,同时其内部也进行着良性协同、建设性合作与功能性竞争的有序互动。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另外,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互动具有双重效应,其协同合作将会带来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的双赢结果,而如果互相掣肘则会增加碳交易成本甚至造成负减排。因此,中国在复杂化的国际碳交易机制中推进新型碳外交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团结国际力量的优势以及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作用,促进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与衔接,又要积极践行《巴黎协定》关于碳交易机制整合的倡议,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将碳交易机制整合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他议题的全球治理之中。     

嵌入式治理:欧盟气候公共产品供给的跨层次分析

气候变化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存量外部性"全球公共产品,多元主体往往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欧盟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却超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治理"特性。它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三层治理的有机整合,一度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正是超国家、国家与次国家的三层镶嵌,欧盟气候治理网络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凝聚各方合力的关键变量。根据制度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组合差异,可以揭示出欧盟跨层治理的运作机理。欧盟气候治理的成功源于社会资本的跨层次整合: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构成"制度强连带",欧盟与次国家行为体之间构成"关系强连带",以及欧洲国家与次国家之间则构成"双重强约束"。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政治难题的化解和新兴大国自身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思考及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启迪,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方面的讨论则较为偏向个案分析。综观现有研究,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比较分析和整体性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的要义、基础与实践

全球气候治理观是指治理主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它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积极践行其全球气候治理观,既有力推动了国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2015年7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亚投行协定"正式签署亚洲区域合作再迎新机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会见各成员国代表。"亚投行协定"对亚投行的运作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和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及决策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成为亚投行未来运行的"基本大法"。根据"亚投行协定",亚投行的法定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