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从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却属于精英群体。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包括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政治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包容性城市化视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挑战和难点都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化解这些矛盾的关键。从实现包容性城市化的视角看,被附加了很多利益功能的现行户籍制度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探索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特征,分析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并在对典型户籍制度改革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推进包容性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从中外比较的角度看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

户籍制度是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制度,从国际和国内的户籍制度比较的角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应当从户籍立法的内容上进行改革,加大民事法律功能,减少户籍制度中社会治安、人口迁移控制的功能。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也因为现行的户籍制度而受到种种束缚。因此,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

近年来,有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试验。但是由于制度上的障碍、利益集团的博弈,资源上的匮乏、政策上的阻碍等,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着难点。我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公民身份的真正平等,注意改革的力度和顺序,对人事、教育、医疗等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剥离现行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促进户籍管理的法制化,建立城乡统筹、行政控制和市场推进相结合的体现平等和实现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     

农民工身份制度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中国一直奉行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衍生了二元的就业制度、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二元的教育制度等,现行的二元体制产生了一个基于户籍身份建立起来的不平等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体制。这种不平等和差异化对待不符合法治社会的精神,是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应当从根本上取消二元体制,采取统一的一元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改变现行的不公平的差异性制度设计模式,以加快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     

市场转型中城市精英实践逻辑与困境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精英的变化及未来走向问题引人注目。在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争论背景下,文章运用"实践逻辑"的思考方式,解释市场转型中精英的实践逻辑: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以及精英转型遇到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不是只有政治精英独占鳌头。而在精英阶层配置发生变化时,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互换频繁,并日益形成一个总体性联盟。这样随之而来的是精英阶层和底层社会的利益博弈,以及两级分化和社会断裂的危险。     

城市农民工: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基于安徽的调查

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家庭及子女教育状况、社会生活状况、文化心理状况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尚处于底层地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具有农民与市民的双重特征。要改变农民工现状,必须改革现有户籍制度,消除户籍身份的差别;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组织与管理;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加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增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现状

我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各大中城市出台的户籍新政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形成了目前全国户籍改革各自为政的局面。本文通过对现行户籍改革新政、各大城市户籍改革现状的分析,总结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现状,探询统一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     

户籍制度是造成我国入世瓶颈的重要原因

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包括城乡经济条件的差别(福利差别、收入差别),城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的差别和城乡政治参与程度存在的较大差别,是造成我国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要提高我国人口素质,迎接入世挑战,就必须充分认识提高人口素质的重大意义,大力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尽快废除以人身束缚、城乡有别为特征、具有世袭性的现行户籍制度,给公民以迁徙自由,为人口素质的提高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原因检视与政策取向———基于广东个案的利益诉求类型

当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新生代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频繁发生,＂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已经成为政府有效进行社会治理的一大障碍。笔者基于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个案进行研究,梳理了其利益诉求类型,检视其深层原因,最后,基于问题分析提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行动的政策建议。     

农村80后外出务工女性的角色变迁研究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继1980年代的第一批农民工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的社会焦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其中的80后外出务工女性,在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心理特征和社会经历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与自我角色期望之间,80后外出务工女性经历了自我角色的主流化、觉醒、冲突、定位与多样化的过程.为此,我们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支持,通过整合社会各个层面的优势资源,为她们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试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程度,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及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制定有效、可行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政治参与的状况,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之路。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关于培训第二代农民工之思量

第二代农民工积极参加针对性强、有效度高的培训,是提高其综合素质的良方,国家的建设、经济的繁荣,特别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需要大批具有较高素质和能力的农民工。接受良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使之更多、更好的给力于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及其矛盾——以浙江省外省务工人员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农民工争取公民权,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争取完整公民权的基础。浙江省外省务工人员具有三大特征：文化程度、技术等级较低;生活、工作于社会底层;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追求未来意愿,甚至可能采取集体行动。这三大特征的内在逻辑是,＂文化程度、技术技能等级较低＂与＂生活、工作于社会底层＂相一致,并且会陷入恶性循环;＂文化程度、技术技能等级较低＂与＂有着强烈的改变现状、追求未来的意愿,甚至采取行动＂相冲突,并且一方面很难依靠个人自行解决,另一方面又很容易激化为社会矛盾。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发现存在着以下内在矛盾：外省务工人员较低的整体素质与浙江省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建设创新型省份发展要求的内在矛盾;外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强烈意愿与浙江省土地等自然资源、各级政府需要承担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内在矛盾。要防止以民粹主义的态度渲染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不平等,科学处理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政策的提出、调整和实施,都要在广泛征求、听取各利益群体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     

农民工犯罪社会控制机制分析

文章从文化冲突和农民工生存困境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通过分析道德、刑法和公共政策在控制农民工犯罪问题上的利弊,认为科学的公共政策是消减现阶段农民工犯罪社会原因的最佳选择。     

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研究

温州市共青团组织在2012-2013年间对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个体因素（经济、受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因素（社会包容与歧视,城市认同感）、环境因素（居住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程度低,法治意识淡薄,长期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管理的缺失及受到社会歧视等多种原因使其走上犯罪道路,给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隐患.因此,作为青年和党的桥梁共青团组织,应该依托多方社会力量,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通过各种渠道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强化他们的话语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预防和减少犯罪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