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行为示众性公开处理不具有正当性

文章从若干近年来发生的相似事件入手,通过对"违法行为"、"公开处理"、"示众性公开处理"等概念的分析,将这些类似事件界定为"对违法行为的示众性公开处理"。既而通过对"正当性"内涵的界定,从示众性公开处理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来分析,最终得出违法行为示众性公开处理不具有正当性的结论,并呼吁国家通过立法来完善这个问题。     

违法行为示众性公开处理不具有正当性——论公正执法

2006年11月29日,深圳福田警方将百名涉嫌卖淫嫖娼的嫌疑人游街示众,引起强烈反响。法学界学者、律师、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这一事件众说纷纭。与此同时,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带给了人们深刻的反思,究竟违法行为示众性公开处理是否具有正合当性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作了详细的阐述,而且对公正执法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丰县公开处理违纪党员干部

近年来,江苏省丰县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案件公开处理大会,通报一批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1995年至今,共公开处理16次196人.其中,涉及乡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案件52件,万元以上经济案件44件.     

论政府信息公开处理决定类型化

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发布实施。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政府信息公开处理决定的类型化。何为类型化、为何类型化、如何类型化,中国方案与世界通行方案有什么异同,这类问题在此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理论滞后于实践。此次修订,有关方面对相关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论证,并据此形成了相应的立法方案。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确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处理决定类型化方案,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基于实践经验对理论的发展。     

大同市城区公开处理违纪违法者

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最近，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召开公处大会处理了８名违反党纪政纪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中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领导干部；有失职渎职的企业负责人；有严重违反公安政法纪律的政法干警等。大同市城区公开处理违纪违法者　@王化文     

论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行政执法的必经环节,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应用性法律解释是行政执法的现实需要,具有高度的正当性。行政执法人员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不同于立法解释,也不同于学界通常所说的"行政解释",具有非机关性、应用性、多样性、有效性和非终局性的特点。我国应当尽快承认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事实存在的执法者个人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并且加强规范和监督。     

浅议“钓鱼执法”的正当性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以案说法,浅近探讨其正当性及对今后行政执法的建议。     

包头市公开处理8名县(处)级干部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后，包头市委、市政府把查办案件作为深入反腐败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加强领导，加大力度，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７月３１日，包头市对７起县（处）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和７起典型违法违纪案件进行了公开处理，８名县（处）级干部分别被撤销职务或取消待遇、６名科级干部和１１名一般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包头市稀土铁合金厂原党委书记、厂长周自立严重失职，给企业造成３３万元经济损失，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市人防办原副主任裴彦林收受施工单位负责…     

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效力研究

法律解释能够作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是现有法律解释体制存在的法律解释效力模糊、法律解释冲突解决机制缺失等问题,成为了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最大障碍,给实践中能否并如何将其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带来了诸多困惑。在加强立法、制定专门法律解释法的基础之上,通过明确各类解释的效力并健全法律解释的监督制约机制、重新考虑统一法律解释权配置等立法手段,以期解决法律解释作为行政执法依据的困境。     

依法“治权”才有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要求，所要解决的是行政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所要规范的是行政执法活动而不是私人行为，可见依法行政的目的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柔性执法与社会组织监管机制的创新

柔性执法的理论依据在于法律正当性、政府目的论和权利本位。柔性执法对于社会组织监管的价值包括五个方面:对刚性执法的有益补充,提升行政正当性,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民主,减少行政纠纷。柔性执法在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形式包括行政提示、行政约谈、行政告诫、合作式行政执法、行政指导。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为知识产权提供一种类似于“治安行政权”的保护,四十年来,为健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并行运作的模式被称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正当性依据争论依然激烈、执法效能未能充分发挥及如何针对新领域、新业态进行适应性调整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大方向,是确保知识产权领域中“私法自治”原则实现的重要保障。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要准确界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关系,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破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障碍。在数字化时代,要从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提升知识产权数字行政执法能力,以应对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等新业态、新模式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出的挑战。     

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共利益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只要公共利益的主张会引起对私人利益的限制与克减,就必须存在一定的程序系统来保证这种限制与克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只有通过对程序的约束方能实现,非优先性和法定性就成为程序对公共利益的自然要求.法院作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益代表,同样也具有自利性,但其自利性在程序中应当处于辅助地位,为公益性服务.     

行政执法的博弈分析——兼论行政法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社会经济生活中广为存在的博弈现象与行政执法在精神实质、价值追求、研究视角、的契合性,博弈理论在多学科和多实践领域的应用经验,为行政执法的博弈分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着力于识别博弈现象与行政执法二者之间存在的关键连接点,通过博弈论的主体、行为、效益、信息等理论构件对行政执法进行博弈分析,进而探索以博弈理论引领行政执法观念的更新,以重构行政执法机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从而实现行政博弈过程追求的纳什均衡和行政法制指向的利益平衡.     

中国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行政执法信任危机根源及化解

中国行政执法的信任危机直接根源于被动性和功利性两个致命弱点。被动性表现为行政执法不及时、不彻底、不连续和不持久,行政执法的功利性表现为行政执法的运动性、突击性、波动性、恐吓性、蛊惑性和张扬性。要化解行政执法信任危机就必须摒弃行政执法的被动性与功利性,积极推进行政法治理模式的转变,构建相对集中的行政体制,并确立相对均衡的行政执法机制。     

刑法修正之于社会舆论：尊重更应超越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公众基于社会安全和自身安全的考量会对刑法有一定的期待,这种客观现实和合理诉求决定了刑法修正时尊重社会舆论的正当性.而社会舆论的非理性、片面性等特点和刑法的残酷性、谦抑性等特点又共同决定了刑法修正时应当超越社会舆论的正当性.过度尊重和囿于社会舆论会导致情绪性立法,而过度超越社会舆论又可能造成对社会舆论的“傲慢与偏见”.为此,应当从切实坚守刑法发展的理性、坚持危害性原则、揭开社会舆论的面纱等方面实现刑法修正和社会舆论的合理互动.     

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的矛盾及其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

主要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当前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进行研究,在凸现程序正当性要求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非法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的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对程序正当性价值的破坏;在个案真实和程序正当性之间,应该选择程序的正当性;并对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的具体制度设置提出了建议。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具有量和质的双重蕴涵,在量的意义上,这一合理性主要由差距大小,拉距速度的适当性,富裕家庭或人口的相对比重所构成;在质的意义上,则主要表现为致富资源的可选择性,致富手段的正当性,贫富关系的非对抗性,所有这些合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这些限度是可以运用一定方法和指标进行测定的,我国贫富差距合理性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致富手段的非正当性和贫富发展趋向的两极性,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开征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予税,设立个人收入帐户,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和个人信用等制度,建立和健全保护劳动合法权益的法律和法规。     

法治的重要之维——论对行政执法权的检察监督

行政执法权因具广泛性、主动性和自由裁量性等特征,在权力运行中易于被滥用。行政执法权的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因其外部性、主动性与程序性特征尤显重要。加强对行政执法权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务必要正确处理好程序与实体、合法与合理、公平与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     

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和解中的导入研究

《行政强制法》第42条所规定的“执行协议”制度，为行政执法适用和解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该制度规定比较粗疏，导致执法和解实践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不明、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面临困境。当下，企业合规的理念和模式，为执法和解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合规理论强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可予以暂缓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处理，其前提条件是，企业与执法机关达成“合规整改协议”,并严格执行，合规整改期满考核合格。很显然，将该理念导入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好的契合性和发展前景：意味着对违法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前，执法机关可以与其达成以合规整改为核心内容的和解协议，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作出减免处罚等处理。此举将为执法和解制度注入活力，使其在理念、目的、机制和功能的实现上，更具正当性、合理性、效率性和时代性，并促使其核心目标、制度定位、执法效能等发生有益转变，从而塑造出更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并融入未来的“行政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