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贪腐思维

前几天看《参考消息》，有则报道读来有点逗。最近被查处的广东韶关原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叶树养贪腐历程20年，贪腐3400万。有趣的不在于他一边受贿一边平步青云，还当了什么“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有趣的是，他“把贪腐当事业认真经营”。他设定腐败的“宏伟目标”是6000万元。     

对“26岁腐败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26岁腐败现象”的实质就是腐败群体的年轻化倾向,它表明腐败已渗透进青年群体。“26岁腐败现象”和“59岁现象”以及“39岁现象”的先后继起和同时并存,表明腐败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年龄层次。“26岁腐败现象”既与我国当前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干部政策中存在的局限有关,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本文从腐败青年主体的腐败机会、腐败动机及腐败后受惩罚的危险性三方面,对其进行了原因剖析。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腐败的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类型都没有关系,而与国家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腐败,腐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对政府进行准确定位,防止政府因错位、越位而导致权力腐败。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腐败治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腐败随着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多,市场因素的渗透而日渐严重。造成苏联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腐败认识的局限、在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市场因素的渗透以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腐败:全球恶魔

腐败已经影响到全球发展,但是界定腐败的路径多种多样,让人迷惑不解。可以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腐败现象,将腐败视为社会网络中的复杂社会交换。投入时间或资金的人,共同结成联盟,形成社会资本,其投入也会带来相应的回报。越发达的国家,腐败越隐蔽,需要长期的信任、互惠和可供执行的准则才能实现。在国际上,治理腐败的规范趋向统一。反腐败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由法律(而非道德)来界定腐败,从规制罪犯转向规制犯罪。     

论腐败行为的法律控制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腐败不断滋生蔓延。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主要表呈现出腐败行为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腐败行为主体职位从低到高延伸、腐败行为集团化、被迫型腐败行为方式等四种趋势。因此,要从财产申报、补充《刑法》进行立法控制,从提高反腐败人员的素质、加大查处力度、严格确保执行到位等方面进行执法控制,从加大反腐机关的独立监督权、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等方面进行监督控制。     

国外注意建立健全“不敢腐”的监管机制

<正>当前,世界各国虽重视腐败监管工作,构建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监管机制,形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高压线",但是监管不力、腐败丑闻迭出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深入研究国外加强腐败监管机制的做法及其不足对中国构建严密、有效的腐败监管机制不无参考意义。一、基于政治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制度性腐败监管机制,遏制腐败寻租空间越老古等共产党执政国家多将反腐确定为国家战略,坚持党对反腐工作的领导,形成党、政府、司法、军     

警惕腐败新变向

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和基本特征,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沉淀最为深厚的文明古国之一,在     

回到司法改革的真问题

完全依赖上级监督非但不能消除腐败,而且只能改换腐败形式并将产生新的更大的腐败。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迸行了10个年头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     

反洗钱路径下腐败资产追缴的实现

反洗钱路径下腐败资产追缴的实现以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为规范依据,能够填补腐败资产追缴成效与涉案资金不匹配的缺口,也符合国际权威文件预防与惩治贪贿犯罪的价值导向。“风险为本”的反洗钱行政监管逻辑注重风险等级的类型划分,行政机关以此辨别侵害金融管理秩序并具有违法性的资产漂洗行为,为司法机关追缴腐败资产提供反洗钱情报信息。司法实践中,准确解释洗钱罪的构成要件是适用洗钱罪追缴腐败资产的逻辑前提,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是追缴腐败资产的必然进路。司法机关运用洗钱罪追缴被漂洗的腐败资产,应以文义解释为基准,结合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将腐败资产及其收益认定为洗钱罪的犯罪对象,并区分自洗钱和他洗钱的客观行为方式。     

控制腐败的域外借鉴——从2009年清廉指数排行榜谈起

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肿瘤，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权力污染、信用污染和环境污染被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而其中腐败又是与权力有关的最大污染。控制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从国外廉洁制度和国家控制腐败的措施入手来探讨全球腐败控制的基本要素，可得到许多启示，并更好地借鉴他国经验，促进和完善我国控制腐败的制度建设。     

体育不是盆景

"体"字,一边是"人",一边是"本",寓意是以人为本。让人们在体育中获得乐趣,完成人性的超越。     

南欧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

南欧国家一直是欧洲国家中的腐败"重灾区",政党融资、利益冲突、财产申报以及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普遍比较严重。不同国家还有各自突出的腐败问题,如腐败与有组织犯罪问题、医疗系统腐败与逃税问题、城市建设领域的腐败等。为应对挑战,南欧国家积极推进反腐败机构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实施新举措,但经过多年治理后腐败状况仍不容乐观。反腐败法律碎片化、对举报者保护不足、对利益集团监管不到位、媒体自由度偏低,以及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是其反腐败战争中的主要障碍。     

警惕“公共信息腐败”

何谓“公其信息腐败”？运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即为腐败；利用公权力左有公共信息的发布和公开，从而为私人、小团体获得辐誉、金钱、仕途上的利益。便是“公共信息腐败”。存如今的信息时代，公共信息腐败可能存无形中对国家、集体利益造成严重、深远的损失。     

有多少腐败“重灾区”?

近日,随着两名部级高官因严重违纪被查处,腐败的窝案、串案、严重程度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其间的盘根错节、勾连往复迟早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似乎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词汇来形容此类腐败的"新意",发生这样的大案,倒是让人又想起了存在了多少年的一个腐败关键词——腐败"重灾区"。     

后扩招时代的高校苦涩

一边仍是扩建扩招,负债累累,一边却是生源不足,学历贬值,后扩招时代的中国高校将如何安度危机?     

中东欧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腐败相关理论适用性探析

进入转型期后,中东欧国家的腐败状况并没有因为引入"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而呈现趋好态势。总体而言,公共采购和医疗是中东欧国家腐败的集中领域,而高层腐败和司法腐败严重则是其重要特点。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引入"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建构"清廉国家"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在法治程度良好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有利于打击腐败。若法治环境恶劣,民主制度反而容易引发腐败。撇开背景因素,将计划管制或自由市场的任一方归结为腐败的根源性因素都是不妥的,相对于政府支出的规模,政府支出的类型更应该得到关注。真正对反腐败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是法治程度,改善法治环境是打击腐败的关键点。     

保持对腐败的痛感

如果一个民族对腐败整体适应,习惯了在腐败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如果腐败已经渗透到公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民族未来将何去何从?     

如何让“流动”创造“廉洁”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在简单意义上,让官员流动起来,显然有利于遏制腐败,特别是那种盘根错节的集体腐败和“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朝廷”腐败。但流动并不必然导致廉洁,流动不是廉洁的充分必要条件,正如清水衙门照样能养出肥贪,一路流动一路腐败也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频繁无序的流动,有可能陷入“为治腐败而治腐败”的陷阱。假如官员于地方发展的正面效应完全可以置之不问,“无政府”岂不是更好吗?要发挥官员的正面效应就必须有一定的任职期,而要遏制腐败又不能使这个任期过长,那么,其中的“度”该如何把握?显然,上级政府只能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腐败全球性生存的原因多种多样。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治理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提供了法律基础。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和《公约》规定存在差距,作为缔约成员国,我国有义务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探索建立与《公约》相一致的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以应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