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暨2004年学术年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召开了.本次大会的议题是审议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进一步健全研究会的组织机构,交流在国内外普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下,如何通过研究会的平台,进一步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     

企业开展市场竞争的重要理论武器--读《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的加剧,知识产权的挑战已经摆在中国企业的面前,成为其在市场竞争中无法忽视与回避的战略问题。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现状及其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研     

论我国知识产权能力的建设

21世纪是知识产权的世纪,国际市场作为一个开放的,全方位的市场,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若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从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的涵义和意义入手,对如何建设知识产权能力提出一些策略和建议。     

中日知识产权研讨会致辞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和日本发明协会共同举办的中日知识产权研讨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出席研讨会的有日本发明协会的辻信吾先生、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常务理事谷地秀则先生和两位来自日本发明协会的知识产权专家;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有关领导,有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来自企业界和有关单位的代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出席本届研讨会的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     

充分发挥民间团体优势 努力推进知识产权建设——在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暨2004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同志们: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暨2004年学术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我发言之前,姜颖理事长已经充满激情地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三届以及前三届理事会所走过的艰辛而卓有成效的道路。赵国虹秘书长就第三届理事会的工作情况向各位做了简要的汇报,而且提供了一个详细的书面报告。1984年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成立以来,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为建立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进…     

知识产权强制许可中的反垄断法

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已经成为各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热点问题。2004年德国联邦法院关于Spundfass一案的判决,确立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因违反反垄断法而被强制许可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知识产权许可已经成为其他企业进入市场必不可少的条件;二是权利人的拒绝许可没有重大的合理性。知识产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制约;解决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冲突的方式是衡量知识产权给权利人带的经济利益和限制竞争对社会的影响。中国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并尽快制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指南。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状况和需要研究的问题

各位代表: 我受委托向大会作知识产权诉讼报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的发展状况和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诉讼的发展状况 自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至今已经近五年了,这五年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且成绩卓著的五年。五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受杨正午理事长的委托,我代表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请予以审议.     

欧美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反垄断诉讼及其经济分析

引言 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还确立了以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在知识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促进贸易、激励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知识产权被滥用的情况.     

对外经贸中运用知识产权的思考

当今世界已进入科技与知识竞争的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层出不穷,与此相适应的产品实用新型、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及其企业标识等不断创新,新技术与新产品主导着市场,谁拥有知识产权,谁就处于相对优胜地位,成为商品竞争的强者。因此,国际经贸活动中,知识产权成为猎取的目标和竞争的硬性手段,由此带来的侵权与反侵权的斗争也异常坚锐、复杂。研究知识产权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运用,对我们展拓国际市场是颇有益处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