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法治,当然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起点,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在1895年,有的认为在1898年,还有的认为在1901年。笔者认为,中国法治的起点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1895-1901年期间。作为一个重大而漫长的历史事件将其点确定为一个期间也并不为过。其实,历史的真实也大体如此。     

2009，倾听法治的心跳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华诞，是中国人民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崭新出发。在承载了太多欢笑与泪水的一年。法治印记也格外坚定而清晰。法治道路始于足下，法治进程只争朝夕。承载着法治的梦想与激情，感受着正义的力量与艰辛，历数这些足迹，我们一起回忆，一起珍藏，一起前行。     

一位法学家和他30年的“法治”情结——记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

法治，常被人们称为“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被认为是我国依法治国的起点。但是，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则指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是十五大，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依法治国与科学发展观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这十年，对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纪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可能不再像十年前那样，集中关注“什么是法治”、“为什么实行法治”之类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我们需要更深层次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以及“怎样建设法治”这样的问题。     

张余庆：应设立律师权利救济程序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要深层次地思考当代中国法治面临的问题。     

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国法治历程、作用和发展趋势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互为前提,相互推进,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交相辉映的两道主线。在30年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要搞什么样的法治、如何搞法治这三个重大课题,明确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目标和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和保障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旗帜,将法治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奋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体育法治建设在体育改革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在北京奥运会的推动下,进展明显、成果丰硕。回顾和总结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体育法治建设规律,展望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发展方向和体育法治建设发展方向。通过《体育法》的修改与完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体育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中国法官素质评析

讨论中国法官的素质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目前，无论是官方正式评论还是学界的主流观念，都认为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普遍不高。不少人据此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此。有的人甚至认为在中国实现司法独立（指法官独立意义上的）的主要障碍是中国法官尚不具备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素质。诚然，中国法官素质的确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出中国法官素质不高的结论是不客观的；同样，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法治状况完全不同的国家作为参照系与中国法官进行比较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个问题上…     

人治和法治能互相结合吗?

当前，在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也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把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起来进行统治。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要既实行法治，也实行人治。     

论当代中国的德治心态──兼析官本位在中国的法律基础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主要有两家，即法家和儒家，把这两家的观点用法治与德治来概括是不准确的。法治是近代以后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法律观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中国法家有着木质不同。传统中国法治和西方法治不是法治之间的区别，而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废除官本位的根本在于法治建设。文章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的传统法治改称为刑治，以区别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法治，而德治只不过是别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德治的灵魂是官本位。民水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正象官本位是封建法律的灵魂一样。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是党的二十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时期提出的未来五年法治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布局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良法善治新期待,面对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法治体系内部的短板和不足仍然存在,外部的作用和效能弱于预期。二十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可谓有的放矢、精准决策、意义重大。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规律、强化系统思维,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上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加快社会规范体系建设。     

论我国法治发展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及其实现

自党的十五大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确定下来之后 ,如何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进入 2 1世纪的中国 ,对此问题的科学回答和成功实践显得尤为迫切。从实践上看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中国选择的基本上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发展模式 ;从理论上看 ,有的学者对此模式持完全赞成态度 ,也有的学者则主张依靠公民社会推动或自然演进 ,基本上否定了上述模式 ,还有的学者反对极端化的做法 ,提出政府与公民社会力量的相互结合。本文认为 ,正确认识公民参与法治发展的价值、参与…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法律服务的层次

郭延军在《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上撰文《估量法治成本与建设法治国家》认为，法治研究到了应该将重点从提示法治好处转向评估法治成本的时候了。如何看待法治成本才能有利于法治建设呢?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法治     

注重“三大建设” 服务天津发展 访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少平

正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在新历史起点上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     

迈向法治中国任重道远

目标虽已实现，重任依然在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为法治中国的宏伟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也将成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崭新起点。     

李鸿章在涉外活动中的法律思想

李鸿章在涉外活动中的法律思想华友根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钦差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李鸿章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他在任职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外国...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本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     

我国法治实现的传统法文化阻力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内核与法治的精神相冲突，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系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权思想，中困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与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同，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关键。     

引言 世界法治文明史上的华章——英国法治文明史

英国法治文明史是世界法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文明不仅发祥于英国,而且在英国经过了最长历史时期的成长发育,也在英国经过了最漫长历史时期的考验.英国现代法治文明的起点至少要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的出现,甚至是亨利二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