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教养制度的发展困境及司法化重构

当前,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频发,引发了社会对触法未成年人~①教育矫治问题的热议。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更新止于20世纪90年代,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在社会防卫、预防犯罪、矫正触法未成年人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法律依据不足、程序不正当、适用细则模糊、执行机构混乱等问题。收容教养制度作为一种针对触法未成年人的专门教育矫治措施,是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的必要内容,更是解决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必然选择,不能废除而应进行司法化重构、完善。建议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为契机,将收容教养制度依托于专门学校予以司法化改造,解决收容机构混乱、程序不正当的关键问题,增强制度的正当性、科学性、规范性,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真正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     

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特别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包括党的性质、发展道路、运行机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看法和探索。这些变革,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将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逝者高华:过渡年代的人文主义史家

他们既见证过理想主义的沉没,也目击过知识分子理想的再度幻灭,又挣扎着在19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滚滚潮流中为历史留下一脉真相,为心灵铸造一方净土,这是转型时代内涵丰富而多元的一代学人。2010年年初,高华教授的论文集《革命年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之前的成名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知识界和读书界极大的关注,也引发大陆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革命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反恩。讵料未及2012年到来,高华就在2011年12月26日深夜溘然长逝。     

新农村建设与村民自治深化发展的新契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广受关注,但在村民自治制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暴露出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内部组织和规范的同时,必须彻底改变乡镇管理体制,消除行政权力对村民自治的干预,积极构建村民自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基。     

论欧盟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欧洲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以欧洲大陆为地域范围,对内不断深化和扩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进程,也同时是欧洲面向国际社会时独立地位不断加强,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理想需要制度和社会的德性

如果人们都没有理想,现实的确是不会改变的,现状就是未来,未来也就是现状。如果让今天的年轻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在某个时空中相遇,要他们就心中的理想相互理解,估计是艰难的。换了一拨人,换了一个社会结构,就像换了一个世界。而现在可以通过"理想"这个词描述、捕捉的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从过去,从对现在的考察中,找到哪些走向未来的可能路径?这个社会多元化的理想,它们共同需要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从道德上而言,应该是什么?本刊记者就此专访北京大学哲学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唤起了权力主体的民主意识觉醒,使国家权力顺利嵌入乡村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对乡村民众的赋权,并导入新的委员代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全能型政权,通过重构社会组织的机能,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得以体现。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与落成

近代中国少年监的筹设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晚清监狱行刑变革的推动下,少年犯的感化教养与少年监的筹划设置备受关注。尽管清末刑制改革之时已有少年监草创的动议,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少年监始得落成。近代少年监的筹建大多仅停留在规划上,其设置数量有限,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远未达到理想预期。不过,在少年监中推行的感化教养模式,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行刑理念,其典型地体现了行刑感化原则,并基本确定了现代少年罪犯教育制度的主体构架。     

告别福利国家?——西欧社会政策改革的大趋势

近代西欧的福利国家制度是为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它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以来,福利国家制度遭到了严峻挑战,新自由主义者曾试图彻底废除这个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这个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这个制度存在的基础并没有改变,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制度对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在西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惩罚性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各国开始探索新的缓和的刑事法治模式,恢复性司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①。其最初实践案例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加害人———被害人"的和解尝试方案。现在刑事和解制度已在西方国家广泛运用。我国传统的和文化蕴涵着和解的意识构想,位于大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刑事调解的司法实践是我国近代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先案例。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为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基本概况、存在的问题等简要论述,力图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提供一点愚见。     

苏联消灭富农的几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是斯大林模式成型的重要时期.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苏联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予以消灭"不仅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所引起的争论一样,在如何看待消灭富农这一历史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对"富农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香港的医疗制度及其改革

香港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该制度在保障香港市民的医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香港市民的信任,从而使得香港的医疗保障制度成为举世公认的最成功的医疗保障制度之一。然而,随着,香港社会的不断变化、医疗科技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香港这种近乎免费的医疗保障制度越来越难以为继。为此,香港特区政府下决心对现行医疗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香港社会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变化。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医改的走向对于内地的医改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要过一道“青春”坎

怎么将越来越普遍和深刻的不安情绪,转化为积极奋斗、改造社会的青春能量,是现在的头等大事。"青春"正在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当"青春"的叙事浮上社会表层,其政治文化含义早已和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不同。它是对"困境"的揭示,但似乎也是在开启另一扇门前的精神表征。如何看待今天"青春"的挣扎?它     

社会保障--欧洲社会的稳定器

欧洲各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步入全面建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相继完成了有关立法工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税收大幅增加的鼓舞下,欧洲各国政府有些昏昏然,盲目乐观,于是便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增添保障项目,扩大保障范围,提高津贴标准,放宽受惠者条件,结果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持续大幅度增长,最终使这一制度因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而遭遇严重困难,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80年代至今,欧洲各国经济进入了严重的危机阶段,大批人失业,人口老化,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面临这一新的形势,欧洲各国政府均对此前形成的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行为的主要方面，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化的标志，然而过度的政治参与往往也是过度政治动员的结果。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参与随着选举活动的增加而不断扩张和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陷入高度政治参与的时期，这与台湾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相关。     

20世纪西方三大左翼关于社会结构演变的理论沿革

本文对20世纪西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关于阶级与社会结构学说的理论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中分别就三大左翼在战前、二战结束后、70年代后和90年代以来等不同历史时期对西方社会结构演变的不同理论解说,以及由此引发的纲领变化、政治取向、理论走势,作了历史的回溯和简要的总结.     

中越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关系经历了友好、曲折、再友好的过程.近十年来,双方关系发展已趋正常.在新的时期,这种双边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有历史、地理以及现实方面的保障.     

西方政党中的绿色时尚--绿党及其政治理念的新发展

绿党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西方"后30年现象",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与其他社会运动相比,绿党运动是历史上没有传统的、从形式到内容全新的社会运动.历经30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绿党从运动到理念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与七八十年代相比,90年代西方绿党运动表现出四大新趋势:     

民族主义、近代化竞赛与日韩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日韩关系发展的症结之一,民族主义是影响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因素。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有着特殊的性格,即存在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两个侧面：本质民族主义通过近代化民族主义参加东亚国家间的近代化竞赛,这场竞赛的目标是完成“西方”规定下的近代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韩两国的近代化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采取了务实处理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国的本质民族主义与近代化民族主义完成合流,其历史认识问题走向相互攻讦、问题混一的新模式。本质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与近代化民族主义的合流是日韩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两重难关。     

理念与制度变迁:新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变迁分析

"海洋综合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海洋管理理念,该理念对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理念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理念发挥作用要受到特定历史与制度脉络的制约。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考察中国海洋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后发现,除了理念因素外,不同时期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文化传统、宏观战略、决策者观念意识、经济状况、行政体制等方面的特征与变化均对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定历史脉络下各类事件发生的"时机次序"决定了中国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具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