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目的都是维护国家管理秩序，二者应以某种互相衔接的关系存在。但是由于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许多法律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的规定过于笼统，甚至存在较大冲突。因此，如何避免冲突而真正做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衔接已成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能否有效运转的关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如何探求动态中的平衡在刑事技术应用与人权保障之间

随着侦查取证由以“人证”为中心向以“物证”为中心的诉讼理念转变，刑事技术手段的应用成为现代侦查中的重要支撑。但是新兴科技支撑下的刑事技术手段的应用本身代表着权力的扩张和权力强度的加大。权力本身的应然使命并非是侵犯人权，而是要与保障人权的宗旨达到最终的、根本的一致。但是二者之间的现实冲突确实客观存在，并成为现代诉讼理论与实务中反复辨证的焦点，为何及如何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一直是人类致力于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只求在不断深入认识中解决现实中的冲突。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新探

西方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为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我国学者认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应当分为哲学理论基础和法学理论基础,哲学理论基础包括和谐社会理论、恢复正义和功利主义理论,刑事和解的法学理论基础包括诉讼主体性理论、诉讼契约理论、刑法谦抑和刑罚个别化理论。     

刑事社会抗拒发生机理研究——以钱明奇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刑事社会抗拒是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抗拒,是一种由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的非现实性冲突。刑事社会抗拒演进中,弱势方表达和强势方打压的对立与斗争贯穿始终,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行为人的边缘化人格交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由于参与方在认知态度、制度依赖、行为选择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各阶段又都存在除险可能。     

沉默权与供述义务的取舍——兼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在刑事诉讼中,沉默权和供述义务无法兼容。在理论上,沉默权和供述义务存在宗教与道德、人权与秩序之争,这是宽容、担当、自由、秩序等价值的争论,很难就此对两者做出取舍。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与供述义务之争围绕平衡诉讼结构、提高诉讼效率、防范刑讯逼供和侦查职业犯罪四方面展开,就此可确定权衡两者的平衡点,即侦查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审理阶段要求被告人履行供述义务。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这一取舍完全一致。     

如实陈述义务应当保留——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多年来,如实陈述义务被认为构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重大障碍,这主要是基于英美法系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包含沉默权的理解。去除沉默权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陈述义务并不冲突;屡屡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也并非如实陈述义务的法律结果;从无罪推定原则和隐私权角度都不能论证如实陈述义务的不合理性。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如实陈述义务的价值权衡应当慎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该程序加强了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设立了较为宽泛的被害人保障制度。但由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置、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部分立法冲突，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被害人的保障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设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及时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且重点应体现在及时性上，可在程序设置、法律适用、制度构建、程序救济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于"见死不救"的两个刑法问题

把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所要求履行的某些作为义务即重大道德义务视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这种作法在国外已有立法先例.虽然目前我国尚无此类立法,但在实战中,司法机关也通常适用不作为犯罪理论来 裁判"见死不救"行为,在理论上,学者们对此已有所认同.鉴于此,完全有必要通过具体的刑事立法来调整"见死不救"行为,而不仅仅是笼统地"借用"犯罪理论来规制此类日渐严重的社会现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及存在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审判工作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刑事政策,本文重点论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涵义和在审判实践中执行这一政策存在的几个问题。     

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之协调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网络刑事犯罪问题已成为刑事案件中多发的一种类型,因网络自身的特殊属性,犯罪行为地与犯罪结果地时常出现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情形,如何确定一国、跨国之间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进而解决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是一个值得探讨分析的问题。本文从分析网络犯罪的概念、特征入手,对现有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各种学说进行了简要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协调方法,这对解决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无疑是必要的。     

论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对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意义

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由于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模糊不清,权利和义务不界定,致使双方经常会因权利和义务之争发生法律冲突,严重影响了和谐校园的建设。因此,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高校与学生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加快高校的法制化进程,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文明的法治校园,有着重要意义。     

话说“沉默权”

作为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犯有罪行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针对司法警察、检察官的讯问而享有的拒绝回答的权利。也就是说,非经本人自愿,司法人员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或变相强迫任何人供述或承认自己犯有罪行。因此,是否回答刑事办案人员提问,是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法律权利,而不是法律义务。就中国老百姓而言,长期以来,所熟悉的,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这就是"坦自从宽、抗拒从严"。它所规定的,是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负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与事实的义务。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遵循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这一原则认为,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就是罪犯。因此,在法院尚未判决以前,他们就要承担本来应由罪犯承担的义     

理念与现实之间：刑事和解与现行刑法的博弈

刑事和解制度始于被害人犯罪学的兴起、实践于理想化监狱模式的运行、建立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基础之上,其终极价值就是为了犯罪人更好地复归社会,弥补刑事犯罪的创伤。而我国刑法的机能就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与我国刑法的机能是一致的,不存在所谓的价值冲突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及借鉴价值

期待可能性理论已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解决刑事责任问题的重要学说。本文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理论基础出发,探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对完善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以及指导刑事司法所具有的借鉴价值。     

略谈新刑法总则中的两个增加规定

这次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刑法总则部分共增加了37条款,使刑法总则规范更趋完善。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总则中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法制走向现代化。刑事普遍管辖权的规定,为我国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惩治国际犯罪提供了国内法依据,它标志着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接轨。     

社会冲突的理论阐释——多理论的视角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冲突自然地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理解社会冲突、深刻把握社会冲突为我们最适当地应对社会冲突、化解社会冲突以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文章以社会冲突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燃烧理论等多个理论为视角,多角度分析社会冲突,期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点可参考的思路。     

德国公务员忠诚义务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务员忠诚义务是国家和公务员之间的“心理契约”,具有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德国公务员忠诚义务理论认为,忠诚义务包括忠诚原则、保守与节制原则、品位原则等三大原则,这一理论对我国公务员忠诚义务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