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对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若干启示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政府权力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特征。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就是对这种变化的回应。其主要理论是：重新定位政府角色;重视社会管理力量的多元化;倡导网络化管理。基本价值追求是实现政府与公民共治。     

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充分强调"参与"在民主发展中的价值,从民主的本质规定性出发,以大众自发的、直接的参与为核心,强调民主应当通过自我管理过程中大众积极的直接参与才能实现,对西方当代民主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带来了民主模式的创新.相时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有精英民主理论、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理性选择民主理论)对公民参与的疑惧乃至反对,参与式民主与中国民主发展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的有益启示是:我们应全面深入地透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哲学,批判地借鉴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入探索公民积极有序参与的价值和实现路径,全面推进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机制创新.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分析

公民参与是地方政府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说,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行政民主化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两方面的内在要求。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则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国外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案例与借鉴价值

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公民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和社会资源。在城市政府层面,公民参与是实现城市政府有效治理的重要部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案例具有共同特点:公民参与有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有政府的引导作用、参与环节和链条比较完整、运用现代化手段促进参与等。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背景和实现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这些实践的共性特征对于推进中国城市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大部制改革的政治进路——基于行政与政治关系的视角

大部制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然而在行政与政治日益融合的今天，大部制改革必将折射出政治的变迁，甚至牵动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现阶段实行“行政吸纳政治”的行政民主发展道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充分吸纳反映民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合作治理体制，也应是大部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基于民主公民权理论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体制是实现此目标的可能路径选择。     

“公民社会”思潮及其理论和实践误区

在中国,"公民社会"思潮是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为支撑,以西方公民社会为参照,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指导原则来构建中国的"公民社会",进而力促政治民主化的一股政治思潮。该思潮在理论上主张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强调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要求扩大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行范围,宣扬社会独立自治的治理理念和倡导思想文化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客观而言,"公民社会"思潮为保障公民个人权利、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部分学人推进社会转型的政治理想。然而,从其理论逻辑来看,"公民社会"思潮推崇的个人自由至上的权利观、政府退出市场干预的经济观、宪政模式的民主观、公民完全自治的社会观以及多元价值观,表明其传承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基因,在本质上仍然是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演变与衍生,事实上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思想理论武器。因而深刻辨识"公民社会"思潮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的误区和危害,继而探索对其进行科学引领的有效路径,是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推进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标准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认为，实现有效治理，需要从保证公民参与、落实法治、强调公共决策的共识导向、实现所有公民的政治平等、提高透明度、强化责任政府与问责制、改善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以及提升政府效能与行政效率等八个方面人手。这也可以被视为联合国对亚太地区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建议。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权利伦理——公民伦理的道德本质

公民伦理是西方文化语境的产物，西方自古希腊以来萌发的民主到启蒙之后确立为人的主体性和公民社会的权利向度。公民伦理的自主和平等的特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以权利和主体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利伦理，是以现代政治国家为背景和基础的公共道德。当代中国建构公民社会和培养公民伦理，应发展公民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权利主体性与道德主体性。在公民教育中以权利向度启发公民作为公共主体的角色定位和价值认同。     

中国公民社会兴起与有效治理的三大原则

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个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保障。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也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实现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效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妥协性、合作性、协商性三大原则来建设民主政治,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     

善治的理性: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

公民参与行政是现代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逐步深化的制度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关乎微观民主、创新治理路径的制度实效能否有力地论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然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公平听证等程序内核的缺失造成公民参与的不充分,相关问责机制的真空导致公民参与的随意性,此二者形成了公民参与行政的劣质性风险。据此,从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角度进行理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建构问责规则体系,真正确保实质性、良好的公民参与,方能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善治的双重价值目标。     

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其现代内涵

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从西方市民社会概念演化发展而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结构和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凸显了公民权利与自由，强调公民参与、公民责任，意味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平等契约关系、相互监督关系、互动合作关系。     

新时期社会治理的主体性辨析

社会治理的主体性,指的是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主体价值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主体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所焕发的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主体;政府是社会治理的执行主体;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群体参与主体;公民个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参与主体。社会治理主体性受制于主体间相互关系的平衡与发展,或者说,社会治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主体性发挥的效能与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大限度释放社会治理主体效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形成共建共享治理格局;厘清党、政、社权责边界,构建和谐治理主体关系;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制度化,形成主体作用发挥的长效机制。     

构建公民社会与培育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社会资本同样也对公民社会的成长起着重要的黏合作用。因此,目前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     

公民参与：实现政府治理的和谐之路径选择——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当前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诸如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许多不和谐的现象，这些不和谐现象背后无不与政府治理的不和谐有关。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角度看，公民参与对实现政府治理的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现实中我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存在的缺陷，当务之急就是要探寻能够克服这些缺陷的途径。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试论政府机构改革与公民社会建设

政府机构改革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公民社会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政府机构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都受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影响。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呼唤公民社会进程的加速发展，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程；